人才，但是不要介绍无用之人。他认为一用冗员，贤能的人就会离去，“睹贤哲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使用贤者与使用冗员是事业兴衰的分水岭，所以不能不摒除冗员。他的妹夫早年到北京投靠他，想某一个差事，曾国藩认为他没有才能，打发他路费，安排他回家。曾经变卖家产支持他进京赶考的南五舅去世后，其独子江庆前来投奔。当时曾已任两江总督，给他安排一个差事是举手之劳。可是这位表弟疏懒无才，要他办的事，一件也办不成，却又喜欢以总督表弟自居。失望之余，曾只好委婉而坚决地劝他回去。需要说清楚的是，湘军本来就是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的一个组织，曾国藩所不用的亲戚，是没有才华、没有一技之长的亲戚，而有才华能干的亲戚他是求之不得、用之唯恐不及的。
对于那些有非议的人才，曾国藩也不推荐。他说：
所保各员，均奉允准。惟金安清明谕不准调营，寄谕恐弟为人耸动。盖因金君经余两次纠参，朝廷恐余兄弟意见不合也。大抵清议所不容者，断非一口一疏所能挽回，只好徐徐以待其自定。又近世保人，亦有多少为难之处。有保之而旁人不以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为德，反成仇隙者。余阅世已深，即荐贤亦多顾忌，非昔厚而今薄也。
推荐人才，也不总是那么令人满意，不可能总是收到双赢、三赢的良好效果的。有的人推荐了，遭到反对、驳议；有的人自己并不想做官，推荐了，反而受到责怪；有的人被推荐了，其他的人认为保的不准确，不恰当。这些人曾国藩也不很卖力去推荐。但凡有争议的人，一般也是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推荐有问题的人，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失误。不用，则可以从源头上堵住问题的出现。
说实在的，曾国藩也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比别人更加勤奋的人，看人虽然准确，但是也并不是个个那么准确，他也有过看人失误、被人欺骗的时候。曾国藩喜欢说话“有条理”的人，有一个人正好利用这一点，有条有理和曾国藩说了一番治军的道理，曾国藩信以为真，安排他先做了一些具体的军务后勤，结果那人带着1000两银子逃跑了。有人建议把他抓回来，曾国藩说：他说得有道理，所以我相信了他，他只是骗走了一些银子，没有什么危害；要是去抓他，他就会逃到敌营中去，为敌人所用。这个事成为一时的笑谈。
事业决定用人
做什么事用什么人，是曾国藩用人的基本准则。这和一些领导者按照有什么人做什么事的做法是不同的。前者是为了事业安排人，后者是为了人安排事业。前者是对事业负责，后者是对人负责。对事业负责，就会考虑人才的质量，考了人才的能力，对人负责，关注的是人的安排，解决了人的安排就万事大吉，至于事业搞不搞得成，就不是他们考虑的范围了。后果是前者使事业中兴发展壮大；后者使好的事业靡费不振，甚至失败。
按照事业的要求用人，曾国藩一个重要的做法是重视人才的独立发展。凡是那些有独当一面，有自立门户的能力的人才，曾国藩都愿意他们独立出去。曾国藩曾经对李鸿章说了一段很精彩的话，值得玩味。他说：
学者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无于周孔脚跟下盘旋。前此湘军，如罗罗山、王璞山、李希庵、杨厚庵辈，皆思自立门户，不肯寄人篱下，不愿在鄙人及胡、骆等脚下盘旋。淮军如刘、潘等，气非不盛，而无自辟乾坤之志，多在台从脚下盘旋。岂阁下善于制驭，不令人有出蓝胜蓝者耶，抑堵公本无远志，激之而不起耶？
这段话的中心意思就是关于人才独立发展的问题。曾国藩注重的是让人才独立发展、自立门户；而李鸿章则对手下管得很严格，不让他们单独发展。
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刘长佑、沈葆桢、李瀚章、李续宜、郭嵩焘、毛鸿宾、阎敬铭、刘坤一、曾国荃等等，都属于湘军集团，但最后都成为独当一面、独任一方的大员，脱离了曾国藩的直接领导。这和曾国藩让他们独立发展是分不开的。胡林翼1854年以贵州一道员的身份参与曾国藩的东征，曾国藩不忌其才，极力向朝廷推荐他“胆识绝人，威望夙著”，“所至皆惬民望”，“才大心细，为军中万不可少之员”，又说他的才能远胜曾本人。在曾国藩的推荐下，胡林翼很快得到重用，担任湖北巡抚，为湘军的壮大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晚清中兴三大臣之一。刘长佑更是早在曾国藩之前就升任为直隶总督。沈葆桢、李鸿章都是从一个普通的道员——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正职级别，不断推荐，而一跃成为正部级干部。
左宗棠能够迅速成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与曾国藩的大力推荐、小心呵护、全力支持分不开。他推崇左的才华，认为：“季公之才，必须独步一方，始展垂天之翼。”“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其才可以独当一面”，“思力精专，识量闳远，于军事实确有心得”。在曾国藩的盛赞下，朝廷不断提拔左宗棠，由四品京官一路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