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决定方法
领导者用人，态度事关重要。有两种态度决定怎样用人。一种态度是出自私心，为个人、为小团体、为圈子用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在皇权高于一切的年代，用人出于私心的现象比比皆是，朝廷中党派之争，根源就在这里。一些领导者从私心出发，拉帮结派，私结圈子，谋取利益，导致单位不和，原因也在这里。另一种态度是出自公心，为国家、为集团、为单位的发展大计用人。曾国藩认为：“为事择人，则心公而事举；为人谋事，则心私而事废。”他不遗余力搜集人才、尽心尽力推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他的出发点与根本点是出于“为国家之公义”，而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前途，是为了国家、为了百姓，“得极廉极勤之州县一、二人，来此树之风气，与民更始，庶几渐有转机。”一旦不能得到需要的人才，他就有“则鄙人不得行其志，斯民不得被其泽者”之感叹。
最初，曾国藩在实用人才上，极其谨慎、小心。他说：“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之所以要慎之又慎，原因是：
大君以生杀予夺之权授之督抚将帅，犹东家以银钱货物授之店中众伙。若保举太滥，视大君之名器不甚爱惜，犹之贱售浪费，视东家之货财不甚爱惜也。介子推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余则略改之日：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乎！余忝居高位，惟此事不能力挽颓风，深为惭愧。
作为国家的高级领导者，过滥推荐使用人才，不爱惜国家给予的权力，是不好的表现；但是一味地谨慎，该推荐、该提拔、该使用的人才不推荐、不提拔、不使用，或者推荐、提拔、使用不得当，也是不好的。开始一段时间，曾国藩在用人上就存在过分谨慎保守的一面，不能放开手脚大胆启用人才。1854年湘军成就卓著，大小胜仗数十次，其中收复湖南、崇阳、通城、武汉、半璧山、田家镇、蕲州、广济、黄梅等。这是成绩是非常巨大的，清军从广西到江苏还从来没有取得过这样的成绩，甚至规模如曾国藩指挥的任何一次战役的胜利都没有。取得这么大的成绩，理应论功行赏。然而，事实是曾国藩显得“吝啬”，一年里，累计保举有功人员仅仅1107人。曾国藩不敢大胆大量保举，原因是过分谨慎。
因为谨慎，生怕太滥，所以掩盖了他对推荐、使用人才的重要作用的认识。战争时期，很多人出来谋事，当兵打仗图个啥？还不是名？还不是利？还不是升官？这是人们追随他的基本动机之一，看不到这一层，而对他们要求推荐、提拔的呼声置之不理，甚至指责他们是“汲汲于功名”，这样的态度，就会挫伤追随者的积极性。没有作出成绩，不推荐、不提拔是可以理解的；作出了成绩而不推荐、不提拔，没有道理说服追随者。领导者讲究公心，就是要从这里开始。曾国藩开始没有看到这一层，也没有把握好这一层，所以一些人才离他而去。后来，他看到并认识到了这一层，改变了用人策略，加大了军功人员保举力度，1860年小池驿战役一次保举1597人，1861年四月保举鲍超一军1800多人，安庆克服后保举人数多达3295人。推荐力度的加大，调动了三军将士的积极性。
然而，在实职人员的推荐、使用上，他还是非常谨慎。他认为：
窃以人存而后政举。方今四方多难，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仍须引用正人，随事纳之准绳，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
强调使用正人君子，而不滥用人，用不好的人，是曾国藩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他推荐使用人才主要从三个层次下手：一是有功人员推荐，包括军功、后勤保障、地方行政出色等方面的人才；二是地方州县官员推荐使用；三是巡抚一级官员的推荐使用。这里我们使用“推荐使用”四个字，而不简单讲“使用”。这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清朝大小官员的任命都要得到朝廷、吏部的批准，地方官员有推荐权，但是真正用谁不用谁还是朝廷说了算。曾国藩作为地方大员、国家砥柱，主要是为国家推荐人才。但因为曾国藩位高权倾，而且国家依靠他，所以，对他提出的人才使用计划，一般不予驳斥，因此，表面上是推荐人才，实际上是实用人才。
曾国藩用人出自公心，是为国家、为干事用人。有两种人他是不用的。第一是胆怯者。军队是一个需要人才的地方，但也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使用胆小怕事的人，可能会造成某些危害。早年曾国藩想用湖南的一个叫徐有壬的官员到他幕府工作，徐不愿意，曾国藩事后说徐胆小怕事，不用也罢。第二是不使用冗员。所谓冗员，就是多余的人员，不能干事的人员。很多行政机关人浮于事，这些多余的人员就是冗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自唐朝以来就主张机构改革、消肿去冗，可是怎么也改不了革不去。曾国藩从一开始就不用冗员，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做法。他强调：
若无实在出色之处，介乎有用无用之间，则可不必多荐，以不收则空劳往返，收之则渐成冗员也。
他要求方翊元给他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