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一个关系紧密的人，曾国藩并没有偏私偏爱，而是很客观、很实际地分析了他的长短，认为他是“命世之才”、过人之处极多，但是缺点也很明显，“患在无知人之明”，能分辨上级领导“贞邪”，不能分辨下级“奸邪情伪”，下级“请托，无不曲从。即有诡状发露，亦必多方徇容”；认为他是治民之才，不是军旅之才，不能带兵。李次青看不到自己的短处，要求带勇作战，他所带的平江勇纪律松弛，作战力弱，1859年徽州一战大败，多年积累的功劳、名望扫地于一旦。这次教训后，他还是不知道改弦更张，继续招募“安越军”，却又迟迟不到，遭到曾国藩的严厉参奏，官职被免。
曾国藩认为：“人固不易知，知人固不易也。”要真正深刻认识一个人，一个能够干大事、成大业的人，更不容易，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来了解、识别。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但是在对这个学生的认识上，也有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最初曾国藩对他的看法是：“有用之才”、“可用之才”。这是一般的评介。开始李鸿章以翰林编修的身份在安徽吕贤基所办的民团做事，吕失败后，李来到江西的曾国藩营中，后来又离开，因此在1859年之前对李鸿章的具体才能缺乏深刻认识。李正式进入曾国藩的幕府后，两人天天在一起商议大事，曾国藩对他的才能才有了深入的了解。这个时候，曾国藩对李的认识也是“似可以带一军”存有疑问。后来，曾国藩对李的认识更加深刻后，他的评介是“劲气内敛，才大心细”“ 堪膺封疆之寄”。这几个字，没有深刻的认识、考察是不能得出的。1862年李鸿章达到上海后，指挥调度适宜，与洋人相处得当，不断由上海向周边扩展，取得了苏州、常州战役的胜利，曾国藩感叹：“壮哉！儒生之事业。”足见其识人之准。
第三，用人标准随着形势变化。对于曾国藩用人重德的风格，左宗棠批评他“尚用庸才”。曾国藩反驳说：自己手下确实有庸才，但是“尚”却没有。事实上，曾国藩虽然“常常以求才为急”，但是“其闽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很多亲戚朋友缺乏才能的来找他，他打发他们回家的路费，讲明不用他们的道理，送他们回家，而不是“一人升天仙及鸡犬”。到了后期，他的军队中，也用了一些才胜德的人才，悄悄改变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认识到：“当战争之世，苟无益于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有才无德者，当不没其长，而稍远其人。”尽管如此，他却不忘德的教育，期图以德感化人、培育人。
搜集人才
曾国藩非常重视人才的搜集。他认为：“不广开登进之途，则将来难收得人之效。”他的基本原是“广收、慎用”，是“取之欲广，用之欲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用人原则。取之欲广，强调的是人才储备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国家、一个干大事业的领导者，一个地方的督抚，储备的人才越多，使用人才的空间与选择的对象也就越多；用之欲慎，强调的是人才使用的慎重态度，用人关系事业的成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统驭苟非其人，精卒亦归无用”，“得一将则全军振兴，失一将则士气消阻”，人才的使用是国家的大事，不能不慎。
初办团练之初，他就非常重视人才搜集。这一时期，曾国藩搜集人才的重点是军事指挥以及为军事服务的后勤人员，特点是自己去找，而且很困难。造成搜集人才困难的原因有四个：一个形势不明，当时太平军势如破竹，从广西一路打到南京，清军望风披靡，形势一边倒，很多人虽然想出来做事，但是担心走错路，靠错了边，因此心存观望，举棋不定，一旦等到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些人才就会大摇大摆出来做事。二是当时需要人才的地方很多，人才可选择的范围多。曾国藩想选择人才，人才也要选择他，存在互相选择的问题，有点像战国时代和当今时代，主客互选，有些人对曾国藩缺乏信心，搞不清楚跟着他有没有出息，当然不会贸然为其所用。三是很多人对自己缺乏信心，就像左宗棠这样的大才，开始也不想带兵，不想轻易一试。郭嵩焘是他的好朋友，1852年，曾国藩在家办理丧事、服孝的时候，就是他跑到曾的老家湘乡苦口婆心劝他结束丁忧，去长沙帮办团练。可是当曾国藩真正招兵买马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这位先生自己却躲起来不愿意同他一起干了。为此曾国藩专门给他写了几封信，要求他出山。这里选择一封，全文抄录如下：
久未奉书，得常问兴居。去冬筠老来此小住数日，而家书敦促，险语逼人，遂不能复为我地公孙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谋以今日之大局，而必欲骧首前进，攘臂求名？虽大愚之人，尚不至此。则肥遁以鸣高，蔬食以自足，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亦市井寻常之人所乐而优为者，初非一二有道君子独得之秘也。
若论古今之大义，则我国家深仁厚泽。吾辈之高、曾、祖、父，久食升平之福，而席诗书之荣。而君家长公身为词臣，乃历世所称极宠之秩，又以江西戎事，特恩授职编修。而足下与令弟又皆以科名慰其亲心，而誉于乡国。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