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得秦越视之，而谓国事于己无与、置之不闻不问之列？此揆之君臣之义，君家有所不得而逃也。逆匪崇天主之教，弃孔氏之经；但知有天，无所谓君也；但知有天，无所谓父也；蔑中国之人伦，从夷狄之谬妄；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师贾氏官田之法，以谓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运以取息，而借王氏贷民之说，以谓皆天王之货。假令鄂垣不守，则湖南即其囊中之物；湖南有事，则君家所谓梓木洞者，独得宴然已乎？彼且履君之室，而田君之田，辱君以魑结，而强君以壎聘；彼又将禁弃人家之诗书，而变易人家之伦常。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尧舜以来之奇变，我仲尼之痛哭于九原（泉）者也。足下讽孔氏之经，亦有岁年，今独无所激于中乎？秦燔经籍而儒生积愤怨以覆其国；今以天主教横行中原，而儒者或漠然不以关虑，斯亦廉耻道丧，公等有所不得而辞者也。
国藩现筹备战舰，水陆并进，虽薄劣之才，艰难之时，明知无补万一，而正大之名，忠直之气，固可以上对日月，下对鬼神。惟时势愈艰，识者多引避伏处。孤忱耿耿，谋而无与同，失而无与匡，是以奉书拜告足下，不以为下走之私聘，而以为国家之公义，不以为兵家讨伐之常，而以为孔门千古之变。幕府有奏章之职，有书记之席，刻已请邓君小耘充书记，欲以奏章一事烦左右。
足下雄才伟辩不如季高，文义雅健不如长公，而叙述明畅，老妪能解，则鄙人之所私好也。此间公定薪水章程；此二席者皆每月五十金，巨细条款悉以入奏，刊发粮台。明些乃天家之公糈，非主戎者所得私也。君家清德介声，诸季同守谋生之道，或尚求校文之馆，趋有司之门，不免啄粟裕田野，饮马于清渭，尚未能迥绝人世，何必出自人者皆义，而超自我者皆不义乎？若必以幽栖自喜，而已他辞却谢，则于二十年石交，毋乃少恝？恳切奉干，伏惟心鉴。
这封信说理说情，论国论家，讲公讲私，谋事谋业，气势恢弘，出乎至诚，读后而不愿意出山者，非良臣非好友；然而郭嵩焘硬还是没有去。接着，曾国藩又写了一封言辞慷慨的信，要求郭氏兄弟一定来一人。郭嵩焘、郭意诚毕竟是曾的好友至交，犹豫了一段时间后，两兄弟分别到他的幕府干了一段时间。
担任两江总督之后，曾国藩搜集人才风格为之一变。不仅重视军事人才的搜集，也重视行政人才的搜集。这种变化的出现，是随着曾国藩职务的改变而改变的，作为地方大员，不仅要讲求治军，更要讲求地方政务；不仅需要尽快改变军事上的被动状态，更需要“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当时由于战争的原因，地方州县缺乏领导者的现象非常严重。据他记载：
安徽用兵十载，蹂躏不堪，人人视为畏途。通省实缺人员，仅有知府二人、州县二人。即候补者，亦属寥寥。每出一缺，遴委乏员。
“吏才难得”，“吏材乏满意之选”依然困扰着他。作为江苏、江西、安徽地方的最高领导者，手头缺乏足够的人才，州县官员不能安排到位，地方治理就无法搞好，领导者的政治理想、爱民思想、治国方略也就无法现实。对此，曾国藩非常着急。他写信给胡林翼说：
得统领之才千难万难。此间日与酬对者，仅有护卫之三千人，及本府之官绅数人。见闻太陋，殊闷人也。庄子云：“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阁下以一省为笼，又网罗领封贤俊，尚有乏才之叹；鄙人仅以营盘为笼，则雀且远引高翔矣。
为此，他采取三种措施，来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以期达到“搜求人才博收杂进”的目。一是写信求荐，要求别人推荐人才。“文可为牧令、武可为将领者，望无惜时时汲引，冀收拔茅连茹之效”。用人才招致人才，的确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二是向邻省借人才。他多次写信向胡林翼借人才，“敝处（吏才）竟无一人，必求于鄂吏中”。怕胡林翼不答允，还许诺说一定加倍奉还。三是非常珍惜前来投靠他的人才，每次有人才来找他，他都要亲自接见。这样一来，他幕府与军营中的人才愈加多了。像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这样的大才也乐于为他所用。
曾国藩搜集人才的第二次改变，是兴办洋务与促进国家自强。随着战争的深入，以及与西方国家、西方文化的不断接触，曾国藩认识到西洋国家的长处在于枪炮、轮船，而这正是中国的短处，因此决心效法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制造中国自己的轮船。但是这方面的人才更是缺乏。他采取了三项具体措施，以改变这方面人才缺乏的局面：一是广泛搜求。“刻下讲求实际，自须熟习风涛沙练，访求中国人才精于天文、算学，明于沿海地图者为上选，坚忍耐劳、娴于战守者次之，广为储才，以备缓急之用。”二是自己培养，“古今鲜现成之伟人，大洋亦鲜现成之船主。择其资质相近者，教以良师，需以岁月，或有成焉。”船长，就是舰长。当时中国只有驾驭木船的领导者，没有驾驭轮船的领导者。这方面的人才需要自己培养。三是派遣留学生去美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