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就是用人者。看重人才、识别人才、使用人才是曾国藩领导术的重要内容。他识人用人的艺术得到人们普遍认可。他认为：“千羊之裘，非一腋可成；大厦之倾，非一木可支。”国家中兴需要人才，干大事业也需要人才。他推崇古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追求，立德、立言可以通过自己的修养做到，唯有立功靠一个人的努力很难。曾国藩审识其中奥妙，所以极其讲究人才的收集、推荐、使用。曾国藩一生孜孜不倦搜集人才，他在京师的时候，就向年轻的咸丰皇帝两次上疏，建议他重视人才的使用、培养，并且推荐了5位杰出的人才。从军后，曾国藩讲求人才更是逐渐登峰造极。他说：
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馀。
用这样一种手段、精神去搜集人才，没有人才不愿意为他所搜集的。容闳《西学东渐记》记载：“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现在有人统计是400多人。曾国藩为国家、事业用人，不讲私心私念，也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凡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之。”讲究“广收、慎用”，“取之欲广，用之欲慎”，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颇有特色的识人、用人之道，值得后人学习与借鉴。保守统计，曾国藩一生推荐担任各级官吏的各类人才不下1000人，其中被他保举担任巡抚一级的官员就达几十个，著名的有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至于虚职领导则不计其数。他们不仅满足了曾国藩“集众人之私成一己之公”、“宏业以众智而成”的宏大事业的需要，而且成为晚清政治经济社会的主宰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开启群体。
重人之才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这样的怪现象：人在政在，人亡政息。前任领导者不管有多能干、做得多么好、有多么好的政策措施，只要一换领导者，一切都要按照新领导者的意图重新开始。年号要换新的，班子要大面积调整，工作要有新的举措。这就是所谓的“新政”。咸丰即位后，新政随之开始。曾国藩看准这个机会，提出了自己关于培育、激励人才的理念。他建言说：
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端赖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
他认为，中国缺乏的不是人才，而是忽视了人才的教育培养。他建议年轻的皇帝咸丰将用人作为第一要务。这是非常切合实际的。道光以来，政治腐败，官场黑暗，是非混淆、黑白颠倒，优秀人才越来越远离政治，归隐田园山野，因此每每到了关键时候，国家就有人才缺乏之感。他说：
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所谓无竞维人也。若不得其人，则毛羽未满，亦似难以高飞。昔在宣宗皇帝，亦尝切齿发愤，屡悔和议而主战守，卒以无良将帅，不获大雪国耻。今欲罢和主战，亦必得三数引重致远、折冲御侮之人以拟之。若仅恃区区楚材、目下知名之数人，则干将莫邪，恐亦未必终不刓折。且取数太少，亦不足以分布海隅。
这是1858年曾国藩写给左宗棠信中的观点。当时国际形势是英法联军发动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国内形势是太平天国正处于强盛时期，各地的农民、少数民族武装斗争烽火四起，内忧外患，无一安稳日子可过。曾国藩认为，不论是对外作战，还是讲究求和，都需要忍辱负重、能够致远、刚毅果敢的优秀人才主持，而且需要一批人才，而不是几个，也不是湖湘区区数人。国家大计需要人才，必须立足长远、立足战略高度来讲求。《应诏陈言疏》针对的正是这一高度。在这篇疏里，他提出了解决人才问题的三个措施，即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
转移之道，主要指国家应该培养一种什么样的用人风气、用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关系到国家的维系与发展。曾国藩分析了满清各个时期用人的导向，指出顺治、康熙时期用人讲究“宽”，雍正时期讲究“严”，乾隆、嘉庆时期“人尚才华，士骛高远”，道光时期讲究“镇静，以变其浮夸之习”。到了咸丰初期，“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官僚主义畅通无阻，衙门习气浓厚，不敢承担责任，看不到大是大非，没有长远思想，只管眼前利益。转移之道，就是要整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的习气，克服“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的严峻问题。
培养之方，就是要求内阁、六部、翰林院加强对人才的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其意图在于充分发挥各部门主要领导者的作用，不要皇帝一个人统包统揽。他认为部门领导者的教育是很重要的。他说：
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诲，犹种植耘耔也；甄别则去其稂莠也；保举则犹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时降、苗勃然兴也；堂官常到署，譬之农夫日日田间，乃能熟悉穑皇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