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情况是部门主要领导者与属下不熟悉、不了解，不能很好地教育、甄别，更莫说提拔使用。结果是六部中有的二十年不能补缺，有的一辈子不能主稿，十年不得一差，不迁一职，严重打击了人才的积极性。针对这种情况，曾国藩建议各部门主要领导者要加强与下级的联系，多沟通，多了解；皇帝也要经常询问、了解，掌握人才情况，并且不时破格提拔，以激励人才振作。
考察之法，就是考察九卿科道、督抚藩臬办事能力与建言献策的水平。按照清朝的规定，部级干部由皇帝考察，各部门所设机构官员由三年一次的京察和督抚的考评。曾国藩认为这是不够的。按照规定，九卿科道、督抚藩臬，有上奏说事的责任；各省道员，也有专摺谈事的责任。皇帝要做的事情，就是从他们的言谈中，看他们做了什么，做得怎么样，从而分别人才的高低，能力的大小。这本来是一个好办法，但当时做得很差，“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摺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咸丰想改变这种风气，要求官员上书言事，各地纷纷上书，但是千人一词，千人一面，因此咸丰也有厌烦感。针对这种情况，曾国藩提出的解决之法，就是“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
1851年4月26日曾国藩上《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上这道奏章，曾国藩下了很大的勇气，甚至想到了“死”。为什么可能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产生呢？因为他将矛头直指咸丰。这篇奏章里，他指出人才评判不能由皇帝一人说了算，也不能由几个高官说了算，而应该由各级官员、国人说了算。进一步提出，使用干部不能由天子一人做主。说这样的话，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试问有几个皇帝会不将干部的任免权死死抓住呢？曾国藩居然针对这种权力提出自己判断人才好坏的标准与使用人才的办法，不能不说是大逆不道、敢逆龙须。然而，这也正是重视人才的关键所在。曾国藩认为，重视人才，必须立足于平时。平时不注重培养人才，遇到紧急事件需要处理时，就缺乏人才。“夫平日不储刚正之士，以培其风骨而养其威棱，临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要求咸丰培养、储备刚正、风骨、威棱的人才，以备不时之需。他强调使用人才的重要性，他批评咸丰处理国家大事不与大臣分担，“独任其劳”。
曾国藩这种敢于与至高权力者叫板的做法，体现了他对人才的极度关注与重视。当他有机会担当重任的时候，他更是身体力行。
军事方面。他认为“军事以练将为最要”。“行军之道，择将为先。得一将则全军振兴，失一将则士气消阻。”但是当时的客观情况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臣等一军，皆招选乡勇，本乏将弁，苟有翘楚之材，臣等不惜破格超保，储为将领。乃甄择已久，求其独当一面者实难其选；求其虽遇败挫，仍能措拄者，尤难其选。”湘军采用500人为一营的制度，营下又设几个层级，因此需要大量的人才负责，而当时恰恰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所以他广泛找求这方面的人才，以期满足事业之需。在训练湘军上，他总是把选将放在首要的位置，早年一度感叹将才难选，一旦知道谁是人才，往往思之若渴。当时，他深知左宗棠、郭嵩焘是大才，但是他们不愿意出山，因此深感遗憾。
江忠源在安徽，他要求江找到李鸿章，认为李是“可用之才”，想收罗到自己麾下。纵观曾国藩军事上的成功，根本原因在于他大胆使用了一批将领，包括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宜、李续宾、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杨载福、彭玉麟、刘松山等，没有这一批人，曾国藩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成就。1868年12月16日，曾国藩受到慈禧的接见，两人的谈话也是关于将领的问题。慈禧询问将领，目的是要曾国藩调一些好将到直隶去练兵，然而在曾国藩的眼里，当时称得上好将的已经寥寥无几。主要原因是湘军经历十多年的战争后，一批优秀的将领已经或老、或病、或死，而新起之人才还没有出现。这一看法，对曾国藩的直接影响是1870年天津教案的处理，因为感觉缺乏将领，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曾国藩觉得中国不能与法国开战，只能求和，所以在处理时过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