璞山之勇，非必欲分其权也，以二三千人，实非一人所能了。而弟于各营，皆令其不得过五百人，例须画一整齐。故择石、韩、青与璞最亲者，外判四营，中实一气，皆璞山可自为政者也。璞山不谅我苦心，但求乞病归山，弟将何从置辨？且军中定例，如派何营出队，何路进兵，何起专攻何城，何起分剿何股，均由主帅定计，营务处发令。即杀一人，赏一人，亦由主帅专之。璞山之志趣于此等处，盖不欲受人节制也。弟恐勉强节制，或致临事龃龉，故不带之同行。
战争具有不确定性，需要根据战场的客观实际来作出决定。营官是最前线的指挥员，临阵指挥具有及时性、临变性、方便性等特征。如果事事等待最高领导者来决定，往往会贻误战机，造成不应该的损失。有些领导者喜欢大小事包揽，属于婆婆型领导者，好像只有自己亲自做了，才是可靠的，别人做，是不放心的。历史上这样的领导者很多，像秦始皇，他每天要看几十斤的公文，什么事都管，结果累得要死。等到他儿子来管理国家的时候，发现根本没有父亲那样的能力、精神，干脆就不闻不问，耍他的去了。领导者要想自己轻松一些最好还是分权好。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于分权制度的重要性的看重。
“复制湘军”，是曾国藩分权领导艺术的一大手笔、大气魄、大胸怀。有人认为，曾国藩组建淮军是为了替代湘军，目的是为了自保，不被清朝政府所抛弃。这种想法除政治上的幼稚外，就是对曾国藩这个人缺乏真正的认识与了解，对曾国藩分权缺乏认识。
1860年初，曾国藩就有一个想法，要在扬州建立水师，他向朝廷推荐李鸿章去办这件事。扬州在苏北，靠近安徽，他认为李鸿章去是最合适的，但最后去的是黄翼升，湘军的一名水军战将。1861年，安庆收复后，朝廷对曾国藩的倚重迅速加强，信任度也随之显著提高。这个时候，朝野对曾国藩寄予的希望也更高了。朝廷采纳一些人的建议，提出由镇江、嘉庆以及杭州两面进攻金陵的计谋，要求曾国藩实施。江苏人对他的期望更高、更大，上海绅士界不断派遣有名望的人士来安庆求援。作为两江总督，守土是他的本职工作，但是自上任以来，他还没有发一兵一卒到江苏境内，他感到深深的自责。上海是中国开放较早的城市，外国人在上海有兵、有民、有生意，民族商业发展得比较好，“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江南大营被攻破后，太平军加强了对江苏、浙江的进攻，新占领江苏苏州、松江、常州、常熟等地，浙江除了湖州、严州等极少数地方，大部分都囊括手中。随着外国侵略者加入镇压太平军的行列，太平军进攻上海是迟早的事情。因此，如何保护好这一完善之地，已经成为曾国藩思考的重要问题。
按照曾国藩最初的想法，是要曾国荃带8000人去上海的。曾国荃是较早提出要曾国藩派人去上海的人之一。早在1861年9月，曾国荃就提出上海渴望湘军，需要湘军前去保护，而且上海还可以筹措大量军饷。要求曾国藩“绸缪于未雨，防患于未然，不可不深图，不可不早虑，伏祈酌量，迅赐施行为祝。”（《曾国荃全集》岳麓书社第五册第113页）一般的领导艺术是谁提出一个好的建议，往往就派谁去实施这个建议。正是按照这一要求，曾国藩决定派曾国荃去。可是，真正决策的时候，曾国荃不愿意去上海。曾国荃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金陵，太平军的老巢。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转派李鸿章去。李鸿章1859年到曾国藩幕府，给老师出谋划策，对他的才华曾国藩是很赏识的。1860年即推荐他担任道员。要他去上海，曾国藩是很放心的，但是李鸿章手里没有兵勇，必须另起炉灶。曾国藩统帅的主要部队是湘军，是湖南人，将军是湖南人多，勇也是湖南人多。鲍超虽然是四川人，但是，一直在他的调度掌控之中，然而李鸿章组织淮军则不同，基本上脱离湘军的组织管理，与湘军“分庭抗礼”。中国自古以来，这样的情况还没有过，也没有人做得到。谁不愿意掌控权力，谁愿意将自己的权威划分出去呢？谁愿意组织一支队伍来替代自己呢？没有人会这么做，但是曾国藩做了。
复制湘军，建立淮军，这样的分权做法，对于领导者来说是一个严格的考验，需要领导者具有高尚的情操、宽广的胸怀以及以天下大局为重的理念，需要领导者对分出去领导者的充分信任。缺乏信任，缺乏大局意识，缺乏宽广胸怀，这是无法做到的，也不会去做的。因为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建立“子公司”，而是建立一个“新公司”，而且这个新公司以后可能取代“旧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