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是学习者。伟大、卓越、优秀的领导者总是重视学习。他们视学习为领导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注重通过学习转化某些知识，更重视通过学习获得解决问题、处理矛盾、驾驭复杂局面的艺术。曾国藩认为：“惟学做圣贤，全由自己做主，不与天命相干涉。”通过学习，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圣贤。所谓“圣贤”就是那些圣明、贤能的人，包括读书人，也包括一些高超的领导者，像周文王、周公旦，孔子、孟子，都是古人所推崇的圣人，都是一些有过伟大勋业、对人类历史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曾国藩认为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圣贤，“全由自己做主”。自己做主的方法就是“学”。他自己一生也在追求古代圣贤的卓越品质与功名事业；并且成就了在他那个时代堪称伟业的伟大事业。
学习，是曾国藩成功的诀窍。通往伟人之路充满坎坷、荆棘、险阻，填平坎坷、拔除荆棘、铲去险阻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不懈地学习。领导者不学习，思想就会僵化，心胸就会狭窄，理想就会浅近，格调就会低下。
曾国藩人分为上智、下愚、中近。 “上智”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所谓天才，这种人生下来IQ就高于常人，什么东西一学就懂，一记就牢。“下愚”，就是特别愚蠢的一类人，怎么教都学不会。中近是指介于上智与下愚之间的普通人，既不特别聪明，也不特别愚笨。“中近”的人最多，能不能取得成就，取得多大的成就，关键看后天的学习，怎么学习。曾国藩一生从来没有停止学习过。年轻时他为了科举努力学习；当上翰林后，他为了“内圣外王”、学做“圣贤”而学习；从军后，他更是为“澄清”玉宇而学习；担任地方要职后，为了地方的治理而学习。他一生坚持以人为师、以史为师、以败为师、以敌为师，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有效的学习法，值得后人效法与学习。
以人为师
古人强调老师的重要性，认为“古之学者必有师”。曾国藩也认为：“古之君子，其载德而荷道者，必有人焉；帅而掖之，而后后者有所阶而进，必有人焉；辅而翼之，而后前者有所托而传。水非水不续，人非人不承。”就是说学生要有老师的栽培、教导才有进步的阶梯；老师要有学生才能传承自己的学识、德业。曾国藩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表现之一，就是善于以人为师。他所从师的老师不少，这里我只讲一个。
唐鉴是曾国藩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老师。这是他入仕后遇到的一个最好的老师，对他修炼领导术、从事领导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唐鉴，字镜海，善化（今长沙县）人。嘉庆十四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累官至江宁布政使，入为太常寺卿。咸丰元年致仕，后曾主讲金陵书院。曾国藩是这样描述唐鉴的：
先生为外吏二十年，萧然无资积以自存，即当世之所谓迂阔，而其为学也，又惟自治其身心之急，或不沾沾于文艺之短长。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唐鉴是一个与当时社会风气格格不入的正人君子，为人淡泊，不积财产，专心修身，专一读书。对于他的读书，曾国藩曾经写诗称道：
千炮齐震雷破山，
万马不嘶月如水。
先生兀坐了不惊，
秉烛从容读书史。
今天的人看来，唐鉴就是一个“书呆子”。处于千炮齐鸣、万马不嘶之中，没有一点惊惧之心，从从容容读史书。这样一种胸襟、气概，对学习的潜心、专心，的确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所以曾国藩称赞他：
以故土之骛才技而竞声称者，亦罕过而勤焉。而吴、窦诸君子独相寻于淡泊，究道而考德，夙参而莫造。既其违离，而作为诗歌以抒怀想。斯岂曩者凌渝安、何商隐及沈、盛、陈、江之畴耶？何其笃也！
曾国藩认为，唐鉴是湖南读书人的楷模，讲求才技，修身养性，湖南读书人很少有像唐鉴那样勤奋的，并且认为唐鉴和凌渝安、何商隐、沈石长、盛圣传、陈确庵、江药园等人属于一个类型。
拜唐鉴为师，应该是曾国藩作出的最明智的决定。他每月去一次，或者几次，向老师请教进德、修业上的问题。如果说，之前，他的重点是学习怎么样参加“科考”，那么现在，他的重点就是怎样在领导力的修炼上下功夫了，即怎样在治学、修业、修身上获得进步。拜师的效果是明显的，正如他在道光二十三年《复贺长龄》中所说：“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粗识指归。”充分说明了唐鉴对他的影响。
1841年7月14日师生间的一番对白，对曾国藩的影响，更是意义深远。那天，他们谈到了“检身之要”与“读书之法”。他们的对话是从曾国藩新买的《朱子全书》开始的。唐鉴指出：
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读《易》，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