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领导者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曾国藩注重大局。沈葆桢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的时候，沈葆桢只是一个普通的道员。所谓道员，职务只相当于现在的巡视员，属于正师级。资历也很浅。但是曾国藩非常看重他的才华，反复写信要他走出家门，为国做事。他向朝廷推荐，说沈“该道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同治元年任命他担任江西巡抚。沈担任巡抚后，为了厘金的分配问题与曾国藩发生争执。
厘金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贸易征税制度之一。最初是地方筹集饷需的方法，又名捐厘。咸丰三年(1853)为江北大营筹措镇压太平军的军饷，在扬州里下河设局劝捐，其亩捐按地亩肥瘠和业田多寡，照地丁银数分别抽捐，大致每亩起捐自八十文至二十文不等。后来在全国各地征收。厘金最初分行厘(活厘)和坐厘(板厘)。前者为通过税，征于转运中的货物，抽之于行商；后者为交易税，在产地或销地征收，抽之于坐商。坐厘有埠厘、门市月厘、铺捐、落地厘等名称，是对商店征收的交易税。此外，还有先捐后售的出产地厘金，如对丝、茶、土布在出产地所征收的产地捐。曾国藩东征后在湖南、江西、广东设置厘金局，征收厘金，用于军费开支。江西厘金一直是曾国藩在支配使用，沈葆桢上任不久，要求督抚平分厘金。两人官司打到了北京，北京的许多高官，包括他的好朋友倭仁等都对他产生了质疑。朝廷评判的结果是“各分江西厘金之半”。对这个结果，曾国藩当然不满意。但是他能够委曲求全，他在日记中自我解嘲道：
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亡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励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当年以巡抚陈启迈为首的江西官场事事与曾国藩掣肘，陈与曾国藩为同年、同乡、同官，他一气之下，将陈给参了下去。这一次，曾国藩不仅没有参劾沈葆桢，而且将这种掣肘作为磨励德性的手段，这是不容易的。作为掌管安徽、江西、江苏三省行政、军事，兼管浙江军事的两江总督、清廷所倚重的领导者，要“诛锄异己”、参掉一个巡抚易于反掌，但是他没有那么做。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大局观念。当年参陈是为了大局，现在不参沈，也是为了大局。
左宗棠和曾国藩闹翻之后，两人一直没有来往，要是其他的心胸狭小的领导者，只怕一有机会就会给左宗棠设置阻碍，更莫说支持了。可是曾国藩不然。为了国家的大局，他将个人的恩怨置之度外。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负责西北军务，曾国藩为他做了不少事。为左宗棠西征筹饷，始终不遗余力，而且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在陕甘新疆建功立业皆赖此军。当时，有人从西北考察归来，与曾国藩谈及左宗棠治军施政，事事处处雷厉风行，卓见成效。曾国藩由衷佩服，击案说：“当今西陲的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脱，不仅我难以为继，就算是起胡文忠(胡林翼)于九原，恐怕也接不起这副担子，你说是朝端无两，我认为是天下第一！”这样的胸襟是何等的气魄！
公忠体国
品德高尚的领导者，心里装着整个国家，国家利益、国家安危、国家命运是第一位的。左宗棠曾经很谦虚地说，公忠体国，自己远远不及曾国藩。忠诚、体谅国家，以国事为先，以家事为后，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这是曾国藩作为领导者与其他一般领导者所不同的。
曾国藩的公忠体国，表现最典型的是两次投水、两封遗书。两次投水是指1854年靖港、湖口之战失败后，他愤激之下投水自尽，两次都被同僚救起。前者他组建湘军兴致勃勃出兵，志在必得，没有想到，自己一出手就失败，感到羞愧难当，所以以死明志；后者一路胜仗打到九江、打到鄱阳湖，没有想到遭到太平军的偷袭，连自己的红单船也丢了，觉得前途渺茫，愤恨之际，投水自尽。两封遗书一次是指1861年春在祁门大营遭到太平军的包围，情势非常严峻，给儿子纪泽留下遗书；另一次是1870年五月赴天津处理教案，感到非常棘手，写下遗书。这里只重点讲讲祁门遗书。遗书写道：
余以初三日至休宁县，即闻景德镇失守之信。初四日写家书，托九叔处寄湘，即言此间局势危急，恐难支持，然犹意力攻徽州，或可得手，即是一条生路。初五日进攻，强中、湘前等营在西门挫败一次。十二日再行进攻，未能诱贼出仗。是夜二更，贼匪偷营劫村，强中、湘前等营大溃。凡去二十二营，其挫败者八营强中三营、老湘三营、湘前一、震字一，其幸而完全无恙者，十四营老湘六、霆三、礼二、亲兵一、蜂二，与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夜贼偷湖口水营情形相仿。此次未挫之营较多，以寻常兵事言之，此尚为小挫，不甚伤元气。目下值局势万紧之际，四面梗塞，接济已断，加此一挫，军心尤大震动。所盼望者，左军能破景德镇；乐平之贼，鲍军能从湖口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