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援，事或略有转机，否则不堪设想矣。
余自从军以来，即怀见危授命之志。丁、戊年在家抱病，常恐溘逝牖下，渝我初志，失信于世。起复再出，意尤坚定。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自念贫窭无知，官至一品，寿逾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权，忝窃万分，夫复何憾！惟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独辟康庄。古文尤确有依据，若遽先朝露，则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散。作字用功最浅，而近年亦略有人处。三者一无所成，不无耿耿。至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岂能办此滔天之贼？即前此屡有克捷，已为侥幸，出于非望矣。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诒万世口实。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所差不负吾心，不负所学者，未尝须臾忘爱民之意耳。近来阅历愈多，深谙督师之苦，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
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则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故吾纂墓志，仅叙一事。吾祖星冈公之教人，则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医药，皆不信也。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尔兄弟奉母，除劳字俭字之外，别无安身之法。吾当军事极危，辄将此二字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尔可禀告诸叔及尔母无忘。
这封遗书，首先介绍了自己所处危险境地，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当时太平军分四路救援安庆，祁门正好处于一路之中，为太平军广德——徽州——祁门、休县——江西的重要通道，所以双方争斗非常激烈。有一次，太平军的一支已离祁门只有十几里路，形势危急可想而知。但就是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曾国藩还是坚守祁门，没有撤离。其次表达了自己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决心。“愿死疆场，不愿死牖下”，“死即瞑目，毫无悔憾”。再次是检讨自己的诗文书法还有缺陷，指挥军事非所长。最后是教育子弟，要牢记八本、三致祥等家训，不从事军旅，不当官。从这封遗书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国对家的拳拳之心、眷眷之意。
领导者重要的一个品格，是对其所担当的职务、所管理的工作、所肩负的使命真正负责。不汲汲于权力的高低，不斤斤计较于名利的得失，而忧虑于事业的艰巨、困苦，完成的困难。他说：“余向来虽处顺境，寸心每多沈闷郁抑，在军中尤甚。”曾国藩一生处于忧患之中，他曾经用“蚊虻负，山商距驰河”自况。又用“精卫填海，杜鹃泣血”等语来表达自己的心迹，在写给咸丰的奏折中也明确表达了，“成效不敢必，唯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曾国藩虽然所忠诚的是清王朝，但是他所忧患的是整个国家，忧患的是“中华之难”。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领导者，他忠诚于他的组织是无可厚非的；这是任何领导者所必需的优秀品质。
有些人追求官阶的高低，以此作为人生的目标，以此作为检验人的成功与否的标准，以此作为一种价值观、事业观。这种人的追求，本无可厚非，所谓“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鼓励的就是这种风尚。曾国藩正好相反，他认为处于极品（指职务极高），是一种痛苦的境地，因此时时想摆脱这种痛苦，“遁入眼闭箱子之中”，以死来解脱。他沉重地说：
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乃焦灼愈甚，公事愈烦，而长夜快乐之期杳无音讯。且又晋阶端揆，责任愈重，指摘愈多。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以式苦懊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事身外，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而已。
在曾国藩看来，在乱世担任大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确实也是这样的。当一个领导者负责处理大的危机、大的灾难、大的问题的时候，心身往往处于焦急、困苦之中，吃不香饭，睡不好觉。有些承受不了的，还会出现精神分裂症状，甚至逃避与死亡。汶川大地震后，有个别人自杀，就是承受不了巨大灾难与繁重工作压力带来的心理负荷。曾国藩想到死，也是这个原因。但是曾国藩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领导者，因此，他不会“置事身外”，而是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 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本指做事敷衍，得过且过；这里却是一种谦虚的说法。其实他一直很勤奋、很刻苦，就是到死也没有停止过工作。这种工作作风，值得后人效法与学习。
工作中，他往往闻警而惊。“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断；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徘徊。”江南多雨，看见下雨，曾国藩心理就着急，担心前方将士的辛苦。安庆没有攻克之前，天平军拥有长江战略天堑，从下游向上游之湖北运兵，往来穿梭，湘军莫可奈何。看到这种情况，曾国藩心里非常着急，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