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人物横空出世取决于时代。一般来说，越是多灾多难的时代，伟大人物出现的可能性越大。曾国藩所处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周期性的政治体制进入循环的恶性阶段，而且是末期，政治的极端腐败让人民无法承受；二是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封建经济基础已经无法承担过重的人口压力与上层建筑的盘剥，各种社会矛盾、经济矛盾、********、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并且凸显出来，直接动摇封建统治的基础；三是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宗教诸多方面向中国渗透，中国已经从世界大国、世界强国转变为力量弱小的国家，********急剧升格为主要矛盾，国家沦亡与否成为国人必须正视的重大问题；四是长期的闭关锁国，缺乏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传统文化需要寻求新的文化元素的注入。这样的特征决定这个时代是一个需要伟人的时代，也是一个可以产生伟人的时代。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环境下，曾国藩才得以脱颖而出。
濒临破产的农村经济
曾国藩出生于农村，对农村社会发展情况、农民的生存状况有较多、较深的了解。他目睹与亲历了19世纪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农村经济的裂变，看到了许多中小地主、拥有土地的农民，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失去土地，沦为佃户或流民。这种裂变，使他对未来的认识充满不确定性与恐怖感，直接影响了他“盛时要做衰时想”思想的形成，而且也深化了他对中国农民的同情之心，增厚了他的爱民思想。他在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备陈民间疾苦疏》与十二月十九日《平银价疏》，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期农村社会状况。这些奏折，反映了一个领导者对民间疾苦的关怀之情，与亟思拯救之心；体现了他的民本思想与爱民思想。这一时期的认识与思想对他后期领导术的完善、健全意义非常重要。
最让他有切肤之感的一批人是他非常熟悉，或者曾经帮助过他的人。这些人包括楚善八叔、兰姊与蕙妹、舅舅一家、欧阳沧溟、彭王姑、陈本七、邓升等。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初，他们的家庭处境还是比较好的，和曾国藩家的情况差不多，只是经过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他们就家道中落了。他指出：
诸弟生我十年以后，见诸戚族家皆穷，而我家尚好，以为本分如此耳，而不知其初皆与我家同盛者也。兄悉见其盛时气象，而今日零落如此，则大难为情矣。
几个弟弟出生在二十年代，进入青年，时间已经到了三四十年代，他们对过去亲戚家的情况是缺乏了解的。对于他们在四十年代的困难状况，缺乏同情，甚至认为他们本来就是这样艰难。当时这些人的困难是很令人同情的。曾国藩在他的书信里都有交代。楚善八叔光景困难，以致“绝无解危之处”； 兰姊与蕙妹 “家运皆舛”，难以生存；娘舅一家也在嗷嗷待哺。
这些早年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变化成了这个样子，其他的只有少量土地、或者没有土地的农民，生活的困苦更是可想而知。就是曾国藩一家，条件也未必好到哪里去，不仅家中经常欠账，曾国藩做京官，也常常借钱度日。道光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写信给他的祖父说到：“孙此刻在京光景渐窘。然当京官者，大半皆东扯西支，从无充裕之时，亦从无冻饿之时。”同年八月初三日，曾国藩给父亲写信说：“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则更难筹划。”次年正月十八日给祖父写信，再一次谈到：“孙在京光景虽艰，而各处通挪，从无窘迫之时。但不能寄资回家，以奉甘旨之需，时深愧悚。”到年底“尚须借银百五十金”。与地方相同的是借钱一样难；不同的是还钱“不勒追强逼耳”，有就还，没有拖拖也无妨。从这里外面可以看出曾国藩在北京生活的窘迫。
当年，曾国藩考上进士当上翰林的时候，曾玉屏告诫他的儿子说，孙子虽然当作了翰林，但是家中的开支还是要靠种田维持，不能靠翰林的收入。到了四十年代，曾家的田土不仅没有减少，相反还有增加；但是欠账时常不少。曾国藩还要想办法寄些钱回家给父母用度开支。
造成农村经济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土地兼并。清朝土地兼并非常严重，满族入关后，大规模的暴力圈夺土地，大量耕地集中在皇帝以及贵族地主手里。嘉庆年间，北京周围拥有皇庄最多，达539个，占地面积共计9650顷49亩有奇；盛京、锦州、热河、归化等地均有皇庄，分别占地7147顷16亩、12268顷26亩、5275顷84亩有奇、1014顷、147顷、270顷；一些大地主、大官僚纷纷占并土地，乾、嘉之际有名的贪相和珅，占有土地80多万亩；道光年间，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占有土地256万余亩；有钱的商人纷纷购买田地。失去土地的中小地主与农民成为流民或佃农。
二是人口激增。晚清一个最显著特点是人口的增长。1792年雍正实行摊丁入田的税收政策，这一政策极大鼓舞了人口的繁殖。到19世纪初人口出现一个高峰时期，嘉庆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