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全国人口据清史稿记载是2.7亿，但实际上应该超过3个亿，因清史稿记载乾隆时期全国人口已经达到3亿。道光末年全国人口达到4.1亿，与乾隆六年比，净增2.7亿。（见崔之清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第一卷第3页）以曾国藩家论，曾国藩祖父生育两个儿子，而曾麟书则是五子四女。19世纪时，中国农村家庭人口平均为5名左右，劳动力一般是2名，人均拥有可耕地为1.75亩至2.3亩。亩产粮食平均2.5石计370市斤。人地矛盾突出，相同的土地养不活激增的人口。
三是银贵谷贱。当时苏、松、常、镇、太等地，是全国产粮最好的地区，亩产米自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不等；除去佃户平分之数与抗欠之数，业主所收不过八斗。八斗除去额征之粮、漕斛、帮费计六斗，业主只获二斗。缴纳国家税收“收本色者少，收折色者多”。本色就是缴粮食，折色就是折成银两上缴。东南地方一般是3000钱买一石米。以前是一两银子换1000钱，一石米可以换3两银子；到了咸丰初年，一两银子换2000钱。银价涨一倍，钱价跌一倍。农民上缴折色，增加了一倍的收入。缴不起，就拖欠。所以到“道光十五年以前，江苏尚办全漕，自十六年至今，岁岁报歉，年年蠲缓，岂昔皆良而今皆刁！盖银价太昂。”缴不起，就预征，今年收明年，叫做“截串”之法。这个办法的实施，加剧了农民的负担，有的地方收到了孙子、玄孙一辈，官民矛盾更加加剧，引发了各地农民起义闹事。
四是天灾人祸。自然灾害层出不穷，此起彼伏。南方的水灾、北伐的旱灾、黄河的泛滥，几乎年年有。因灾害减免钱粮是清朝的一项重要政策，据统计在康熙执政的六十年里，康熙免除的全国钱粮累计达到9000万两。1841-1843年黄河三次大的泛滥，1846-1850年长江、黄河流域1100个州县有不同程度不同种类的灾害。鸦片战争至1850年太平天国战争爆发，期间灾害连连，饥民、游民遍地。
腐败的政治环境
腐败是根植于中国广袤土地的一个毒瘤。其特点具有周期性、间歇性，此起彼伏、始好终坏、时好时坏，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从来没有哪一个王朝跳出这个怪圈。常常是新的王朝的缔造者用唯一的武器——战争为旧王朝的统治者送葬；一双血手刚刚洗净，就将利爪伸向广大国民，替自己修筑坟墓了。不要多长时间，大面积的腐败风卷残云，遍地开花，政坛肮脏黑暗，军队糜烂不堪，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腐败必然催生新力量。每当王朝腐败达到高峰的时候，就会有一股新的力量诞生，逐渐壮大，直至最后取而代之。两汉如此、两晋如此、隋唐如此、宋元如此，明清更是如此。
晚清政治的黑暗与官僚的贪腐触目惊心。曾国藩在他的《备陈民间疾苦疏》记载，清朝地方官吏收取过头税，即“截串”，今年收明年的税，其造成的社会危急和严重的政治危机是看得见的。前任收走了后任的税收，后任没有税收，只有逮着老百姓出气。曾国藩严厉指出：“贪吏愈得借口鱼肉百姓，巧诛横索，悍然不顾。”更有甚者则采取“株连”的措施，甲缴不起由乙缴，贫者缴不起由殷实者缴纳。曾国藩严厉揭露：
江西、湖广课额稍轻，然白银价昂贵以来，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则锁拿同族之殷实者而责之代纳。甚者或锁其亲戚，押其邻里。百姓怨愤，则抗拒而激成巨案。如湖广之耒阳、崇阳，江西之贵溪、抚州，此四案者，虽闾阎不无刁悍之风，亦由银价之倍增，官吏之浮收，差役之滥刑，真有日不聊生之势。
这样做的结果是民不聊生，一天不如一天。日子过不下去，就起来抗税。曾国藩清楚看到，农民的抗争起因是由于“银价之倍增，官吏之浮收，差役之滥刑”，把矛头直指各级官吏。曾国藩所记载的情况是很真实的。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记载：
鸦片战争以前，奸相穆彰阿当国，“门生故吏偏于中外……一时号曰穆党”。他的私党里面旗人最多，外放总督、、巡抚、道员、知府等官，招权纳贿，无恶不作；旗员知府，大多目不识丁，全靠幕僚和家丁替他们搜刮经办。所以那时的吏治更坏，贪风更盛。“为大府者，见黄金则喜；为县令者，严刑非法以搜刮邑之钱米，易金贿大府，以博其一喜。至于大饥人几相食之后，犹借口征粮，借名采买，驱迫妇女逃窜山谷，数日夜不敢归里门，归而鸡豚牛犬一空矣。归未数日，胥差又至矣，门丁又至矣，必罄尽其家产而后已。”县太爷一下乡，不但农民奔避一空，连一般读书人也像逃避瘟疫一样：“县令将至某里，其一里之安分读书者，亦远避尽绝矣。然而县令又怒其不来迎送也，则搜及其室家，拘及其父母，皂块发床攫箧，无所不至。至于少女投池，寡妇自缢，此等凶惨之状，不知天日何在，雷霆何在，鬼神又何在？！……呜呼！至矣，极矣！贪酷之毒无以加矣！”
政治腐败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冤狱太多，民气难伸”。这是曾国藩在其《备陈民间疾苦疏》反映的又一重大社会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