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二十，不为少矣，若再扶墙摩壁，役役于考卷截搭小题之中，将来时过而业仍不精，必有悔恨于失计者，不可不早图也。余当日实见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尝入泮，则数十年从事于吊渡映带之间，仍然一无所得，岂不腼颜也哉！此中误人终身多矣。温甫以世家之子弟，负过人之姿质，即使终不入泮，尚不至于饥饿，奈何亦以考卷误终身也？
他认为科举考试是误身害己的事情，一个人要是过了二十岁还在扶墙摩壁、汲汲于功名，从事于吊渡映带，那就会百业荒废，贻误终身。为了避免这种贻误终身的悲惨事件发生，曾国藩要求子弟有正确的读书目的。他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做明理之君子，是曾国藩对子弟读书的要求，是他的读书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取向，是读书的根本所在，终极目标所在。那么他所说的明理，又是什么样的理呢？他指出：
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明德、亲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
读书必须做到《大学》所倡导的：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做到这三个方面，才算是明理。只有做到这三方面，读书才有用，否则就是一个只知道识字的“牧猪奴”。朝廷用这样的人当官，也是用“牧猪奴”做官。读书不以考取功名为目的，而以追求学业上的修为、追求人格道德的修养、追求自立自强为目标。所以他要求子弟有正确的追求。他说：
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弟为端，其次则文章不朽。诸弟若果能自立，当务其大者远者，毋徒汲汲于进学也。
又说：
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
明理之外，读书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修业。修业的目的是“卫身”。他说：
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入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做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农果力耕，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商果积货，虽有壅滞，必有通时；士果能精其业，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即终不得科名，又岂无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则特患业之不精耳。
在曾国藩看来，读书与农工商是一样的，当官与教书是一样的，做传食之客与担任幕宾是一样的，方式是自立，目的是“求食”。“求食”，不是一般的获取食物，也不是不择手段的获取食物，正确的理解应该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正当的职业、工作去获得养身、养家的资财。求食，强调的是自食其力，自立自强，不论是劳心还是劳力，不论是读书还是从事工农商，不论是做官还是教书，分工不同，目的一致，都是自立自强，自食其力。读书人以知识谋食。科名，则是获得食物的一个阶梯。只要努力，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终会有顺畅之时，即使最后得不到科名，也没有关系，还有其他的工作可以自食其力。这种对科名的理解，在当时来说，恐怕也只有曾国藩这样的卓越人物才有的。
当然，曾国藩并不否认科名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科名的意义除了求食之外，就是一种孝顺的手段。他说：“科名之所以可贵者，谓其足以承堂上之欢也，谓禄仕可以养亲也。”子孙后代博得一个科名，目的就是让父母高兴而已。
修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艰苦的努力与付出，需要切实可行的方法。曾国藩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值得研究与学习，一个是 “三有”学习法，一个是专注化学习法。“三有”就是有志、有识、有恒，他说：
故予从前限功课教诸弟，近来写信寄弟，从不另开课程，但教诸弟有恒而已。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惟有识不可以骤炉，至于有志有恒，则诸弟勉之而已。
一个人真正要学有所成，学有所得，必须要有志、识、恒。离开这三者，将会一事无成。志是志向、理想。一个读书人、一个领导者没有远大的理想与志向，就会“甘为下流”，浑浑噩噩、得过且过。识就是学识、知识、才华。一个人要是满足于已知，那就会不思进取，固步自封，坐井观天，河伯自大。恒，就是恒心，就是坚持。做一件，不做成不松手。做一下，停一下；浅尝辄止，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曾国藩虽然是在教育诸弟学习，其实也在教育他们怎样成为一个高明的领导者。他以前自己也没有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