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给老百姓增加负担，引起社会怨恨。而且一旦这样做，后来的官也会照着样子做，那样的话，“若相援为例，来一官帮一官，吾邑自此无安息之日矣。”
二是不符合国家用人的要求。乡绅的本意是想通过垫补财政亏空，促成朱县长的提拔。曾国藩认为这是不能做的。他说：“官之补缺皆有呆法，何缺出轮何班补，虽抚藩不能稍为变动。”“若不轮到班，则虽帮垫亏空，通邑挽留，而格于成例，亦不可行。若已轮到班，则虽不垫亏空，亦自不能不补此缺。”按照惯例，即使偶然有特殊变通的情况，也要巡抚、总督打个专门的报告，否则不能做。特别是为了朱的提拔而帮助垫亏，曾国藩更是认为不可，“若以朱公之实授与否，全视乎亏空之能垫与否，恐亦不尽然也。”
三是曾国藩认为官府的亏空不是做事情造成的，而是官吏贪腐造成的。他指出：
县之亏，亏于官者半，亏于书吏者半，而民则无辜也。向来书吏之中饱，上则吃官，下则吃民。名为包征包解，其实当征之时，则以百姓为鱼肉而吞噬之；当解之时，则以官为雉媒而播弄之。官索钱粮于书吏之手，犹索食于虎狼之口。再四求之，而终不肯吐，所以积成巨亏，并非实欠在民，亦非官之侵蚀入己也。
书吏是宋明清的一个传统特色。他们精通法律条文，善于处理各类矛盾，大小官员完全依赖他们处理事务；他们工资收入低，但是直接与百姓打交道，贪腐渠道众多，是官场贪腐的基础。他们上吃官，下吃民，中饱私囊，危害甚大。因此，曾国藩是万万不希望家里人参与摊派乡民，以做“厉民之举”的。他的父亲提出了一个改革旧的“包征包解”粮饷的建议，曾国藩认为是一个破除“从前之大陋风，实为官民两利，所不利者仅书吏耳”的好办法，他是赞成的，而且也希望他的弟弟曾国潢促成此事。可见曾国藩在管理家人不干预公事上还是有原则的，即有损声誉、有害百姓的事情不做，有利于官府、有利于百姓的事情还是可以做。
曾国藩经常教导弟弟曾国潢，不要干预地方公事，要求他做一个好的乡绅。他弟弟帮助乡里人做好事，他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要求他“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做一个“鬼服神钦，到处人皆敬重”的人。曾国藩严格要求家人的这种做派，值得后人学习与效法，曾国藩能够在外面做稳官、做好官，与家庭人员的积极支持，在乡里安稳为民也是分不开的。倘若他们在家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恐怕清政府也不会放过曾氏一家。
教育弟弟们成才
长兄、长姐喜欢教育弟妹，父母喜欢教育子女，这和领导者喜欢教育下属是一致的。这其中所包含的领导力因素值得玩味与探讨。曾国藩有九兄妹，他排行老大，四个弟弟分别是国潢、国葆、国荃、国华，他又率先考取了进士，博得了功名，因此，他理所当然成为辅助父亲教育弟弟们成才的助手与主要力量，而他也以此作为自己的职责与任务。他说：
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进十分，则我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则我大不孝矣。
农村谚语说得好：“长兄当父，长嫂当母。”指的其实就是长子是父亲的帮手，在某种程度、某种时候可以代替父亲来领导家庭的其他人员。教育培养弟弟妹妹的成才，是一项非常艰巨而漫长的任务。它不仅需要责任、义务，更需要耐心、细致；不仅需要才华、知识，更需要有方法、艺术。不会因为是长兄，弟弟们就会理所当然地听从他，相反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带有亲情的教育者往往很难教好自己的子弟。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教育弟弟妹妹成才，长兄需要很强的领导水平。因此，一个能够教导弟弟们成才的长兄，一定也可以成为一个出众的领导者。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学而优则仕”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的人生目标，一部《儒林外史》写尽了多少儒生的辛酸苦辣。然而，身处庐山之中又有几人醒悟？几人清醒？曾国藩以优学而仕，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而翰林，可以说是封建考试制度的受惠者，又在春风沐浴之中，对科举考试制度应该是赞成、拥护的。然而，恰恰相反，他并不赞同那样的制度，甚至认为科举考试是有很大的危害的。他曾经教育弟弟曾国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