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道光末年，湖南农村经济出现严重的困难，稻谷高达三千五百文一担，曾国藩感叹：“此亘古未有者，小民何以聊生！”他曾经一度想解决之法，具体就是建置“两田”：为曾氏置义田，赡救孟学公以下贫民；为本境置义田，赡救二十四都贫民。但由于世道日苦，曾国藩自己条件也不宽裕，义田没法办起。后来他又思考模仿朱熹的做法，兴办义仓，用以赈助凶年贫乏之人。按照曾国藩的设想，他家先捐谷二十石，附近各富家亦劝其量为捐谷。每年夏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借给贫困户，秋冬收获后每石加一斗息收还，丰年不增，凶年不减。他认为，“数月之内，一转移之间，而贫民已大占便宜，受惠无量矣”。
曾国藩所做的这些事情，虽然限于他的亲戚族类，限于本宗本地，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作为一个领导者，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有利于乡里的事情，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难的局面，但是他有这样的举措、想法，也是难能可贵的。与那些当官以鱼肉百姓为本的领导者、那些只顾一家吃饱不管他人死活的领导者相比，应该是高尚的，值得肯定的。
管好家人莫管地方政事
家庭人员干预政务，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大痼疾。一些高明的领导者为了防止家庭人员的干政，常常要花费很大的精力，采取很多的措施。西汉开国国君刘邦，就明确指示：“非刘姓不得封王。”这条指示后来几乎成为法律条文，对后世皇帝起到了约束作用。尽管如此，吕后专权时，还是有一批“异姓王”产生。
“一人升天，仙及鸡犬。”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只要有一个人在外面做官，有的甚至是一个小官，家里的人也就会跟着享受当官的好处。或者巧取豪夺，或者横行乡邻，为非作歹，造恶非浅。试看今日，一些被抓出来的大小官员的背后有几个没有一个收钱的老婆，以权谋求私利的儿子？又有几个在他们的身边没有一批围着他们打转的人？各级纪检要求领导者管好身边的人，管好妻子儿女，但是到头来总是管不好。这一点，曾国藩做的很不错。他一生致力于自己做一个好官，也极力约束自己的家人，“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不干预地方公事。他在写给叔父曾骥云的信中说道：
凡乡绅管公事，地方官无不衔恨。无论有理无理，苟非己事，皆不宜与闻。地方官外面应酬，心实鄙薄，设或敢于侮慢，则侄靦然为官而不能免亲之受辱，其负疚当何如耶？以后无论何事，望劝父亲总不到县，总不管事。伏求堂上大人鉴此苦心，侄时时挂念独此耳。
有一段时间，曾麟书喜欢管一些“闲事”。所谓闲事，即不是他家的事情，是可以不管不问的事情。比如他所说的“蒋市街曾家说坟山纠纷、长寿庵和尚命案”。这些事情对于当地百姓、当地安定团结来说，是大事、急事，需要解决的事情，但是属于地方官吏工作的范围，曾家去干预不合适。然而他父亲曾麟书却比较喜欢管闲事，到省城、县城找有关领导出面处理。我想曾麟书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一是当地百姓找他出面，作为地方乡绅，有个面子问题，不好意思拒绝，这是人之常情；二是儿子在京城做大官，地方官多少会给面子，他出面找有关领导者更加方便，即使解决不了，接见是不成问题的。加上官场中官官相护的习气，曾麟书出面对于解决乡里的问题，肯定是比较好办的。但是曾国藩并不这么看，他认为，乡绅管公事不合适，地方官表面上也许哼哼哈哈，热情接待，但是心里很反感、很仇恨。他们的热情是装的，是处于应酬的需要。至于那些书吏更是“欺人肥己，党邪嫉正”。公正乡绅在参与地方事务时，扶植善良百姓，打压奸邪小人，这样就会被书吏们利用，造谣诽谤，进谗于官。
儒家认为，父亲即使有过失，儿子也不应该去批评、指责。曾国藩遵循这一儒家的原则，不直接和他父亲去说，而是请求叔父去劝说，在劝说的方式上，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从理来讲，父亲干预地方公事，地方官不高兴，而且一旦开了个头，就会没完没了、“日不暇给”；从情来说，有损儿子的声名，他认为要是地方官不给面子，那么儿子的面子就会受损；无形之中，也会招致别人的怨恨。这样行之有法，言之有理的劝说，当然很能够打动人心，其父也就会不去操那份闲心。
有一件事情，曾国藩是处理得很好的。当时在湘乡当县长的是朱诒孙，从曾国藩的家信中隐约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名声较好的官，后来因在镇压太平天国中有功，升为宝庆知府。他在湘乡任上，财政亏空很大，达一万六千两银子。当地一些绅士，也许是和他关系好，是领导的朋友，也许觉得他是个好官，于是他们想出一个出钱帮他垫补亏空的馊主意。对于这个主意，曾国藩是坚决反对的。他强调说：“至于帮钱垫官之亏空，则我家万不可出力。”他的理由有三点：
一是亏空数额大，每都要摊派上千串。提建议的是几个人，一旦摊派就要牵涉到很多人，那时“仍是巧者强者少出而讨好于官之前，拙者弱者多出而不免受人之勒。穷乡殷实小户，必有怨声载道者矣。”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