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兄弟姐妹众多的家庭，长兄往往是天然的领导者。
曾国藩有明确的治家理念，总的宗旨是建设以耕读孝友为核心的和谐家庭。他认为家庭“以和睦兄弟为第一义”，“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因此，一直致力于家庭的和睦建设，处处维护兄弟间的友爱关系。他将天下的家庭分为官宦、商贾、耕读、孝友四种。指出：
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这里有一个家庭价值观的问题，即什么样的家庭是真正美好、和谐，令人羡慕的家庭？曾国藩选择了“耕读孝友”价值观来建设家庭。耕读是湘中广大地区农家的基本理想，是一种家庭价值观。在湘中很多家庭的神龛两侧有一副对联，其中一侧写的就是“教儿孙两门技艺曰耕曰读”。曾国藩秉承的就是这一地方家庭价值观念，他教育各位弟弟与自己以及儿辈，希望他们建设“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要求他们“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他认为，看不透这个道理，就是做大官也不是祖父的贤孙，家庭的功臣；要是看得透这个道理，“则我钦佩之至”。对于曾国潢常常认为哥哥升官得差是孝子贤孙的态度，他是批评的。曾国藩的这一治家理念，在他作为长兄的领导力因素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一直指导他从事家庭的思想文化建设，与对兄弟子侄们的教育，共同构成了曾国藩领导力的特殊性、独特性。
构建和谐邻里
建设和谐邻里关系，是对领导者的基本要求。一个连邻里关系都搞不好、或者对自己的亲朋戚友的困难视而不见的领导者，很难说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曾国藩承担长子长孙的一个重要责任，是帮助生活困难的人。一个家族、一个家庭要在一个地方长久繁荣、长久得到当地人的尊敬，家族中优良的传统、好的做法，就要代代相传。曾国藩的爷爷喜欢做好事，修桥修路周济乡里人，力所能及的事情，总是尽力去做。这样一个好的传统，曾国藩切切实实继承了下来。
开始的时候，曾国藩出于“家族面子”问题，帮助协调家族中生活困难的前辈的一些问题。他书信中经常提到一个叫楚善八叔的长辈，欠了别人很多钱，家境一年不如一年，到1841年已经处于相当困难的状态。曾国藩在信中多次请求祖父伸出援助之手。祖父在孙儿的要求下，也出于对堂侄的关怀，买了他的田。其结果是“八叔之家稍安，而我家更窘迫”。购买楚善八叔田地的中间人是丹阁叔。丹阁叔与曾国藩祖父讲好的价格是三百千，而实际价钱是三百四十千，丹阁叔代出四十千。丹阁叔出自一片好心，既考虑曾国藩家景艰窘，又要勉强代楚善八叔解危，因此宁可自己受累，多出的钱，一直不敢明言。只好写信给曾国藩，曾国藩只得在北京借钱回家偿还了事。之后，曾国藩又替楚善八叔谋求地方居住，又给他找到谋生的出路，可以说是关怀备至。
随着职务的升高，曾国藩经济稍微有些改善，出于报恩等心理，经常寄钱回家馈赠亲友。在京期间，曾国藩的收入主要来源是三个方面：一是职务收入，1847年他升为二品时，年工资收入是500两，之前的收入则很低。二是考差收入，比如通过考试，获得某一地方的监考权、主考权，他曾经担任四川、江西乡试主考，就有工资外的收入。三是年底的“炭敬”、“冰敬”，这是各地方官送给京官过年的钱，属于行贿受贿范围，只是当时成为惯例，而且数量不大，所以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就像现在一些单位过年过节给领导送红包一样，没有人管这事。
曾国藩有时零零碎碎寄些钱回家赈济乡邻亲戚，虽然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但是对生活极度困难的人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可以解一时之困。过去政府没有给困难群众送温暖的政策，所以曾国藩这样的官员的赠与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协助政府做好群众工作的作用。1843年正月曾国藩寄回1000两银子，明确其中600两为家中还债、零用，400两馈赠戚族。对于这400两银子，曾国潢、曾国荃好像有一些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哪些人该送，哪些人不该送，做哥哥的没有仔细审量，有些盗名的意思；又说，那些受到馈赠的穷亲戚会认为曾家不会那么慷慨，只是曾国藩那么慷慨而已。对此曾国藩专门写信回家解释：
孙所以汲汲馈赠者，盖有二故。一则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太全，恐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二则各亲戚家皆贫，而年老者，今不略为资助，则他日不知何如。自孙入都后，如彭满舅曾祖、彭王姑母、欧阳岳祖母、江通十舅，已死数人矣。再过数年，则意中所欲馈赠之人，正不何若矣！家中之债，今虽不还，后尚可还。赠人之举，今若不为，后必悔之。
曾国藩解释说，帮助穷亲戚，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持盈保泰”，说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