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疯狂的骗汇
8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到经济和金融领域，贸易和交易领域各环节的操作也基本完成了与国际的接轨，各种金融需求也相继应运而生。
深圳作为特区之首，由于各种金融优惠政策，成为全国交投最活跃的地区，据当时的统计，在深圳，每天的资金交易流量就占全国流量的一半！
在这种背景下，对金融法则以及漏洞最为敏感的地下钱庄，自然不会轻易错失“大好的发展机遇”，于是，单纯以套汇、提现方式在80年代轰轰烈烈了一番之后，乘着即将到来的90年代的春风，地下业务的模式也开始推陈出新。无论是付汇还是结汇，“市场”都出现了模式的多元化发展。
首先，地下钱庄也有体格强壮和体格弱小的，大浪奔涌中，那些体质弱的就禁不起冲刷，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比如，有大生意，但自己的外汇资金不足以支撑一天数笔的大交易，怎么办？
骗汇！
再比如，同样有大生意，但本币也不够，怎么办？
骗税！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于地下钱庄也是成立的，竞争有了，有些地下钱庄会出现流动资金不足的情况，特别是外汇资金不足这种情况，就特别棘手。渐渐地，有些地下钱庄为解决这一问题，就搞出了骗汇的方式。
按理说，像邱国建这种钱庄大户，搞生意基本上不存在资本金不足的情况。他是广东玩汇的老大哥了，一般小钱庄和闲散套汇的人都买他的账。每当邱国建遇到资金缺口的时候，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个电话，其他人都纷纷伸出救急之手，无论是凑外汇还是凑人民币，百万千万立马就齐，基本上没有抓瞎的时候。
但是，和其他钱庄经营者相互拆借毕竟是要走息的，等于要分一些利润给贷方。更为重要的是，和别人凑钱，就有客户流失的危险性，虽然在地下钱庄这一行当，大家都是信义为先，但谁也不会盲目地就把空泛的信义拿来做赌注。
好在邱国建势大力沉，他的资金短缺也是偶尔发生，并不是实力不济所致。不过，很快，邱国建迎来了一次不用拆借就可以低价搞到外汇的机会。
谁也不嫌钱多烧手，特别作为他们这一行，外汇就是发财的“货物”，有便宜的正当的好货，谁会错过呀。
1989年2月，邱国建在广东云浮的“办事处”人员搞到一笔上千万的付汇生意，但是那边港币储备根本不够，问邱国建能不能解决。
邱国建在深圳这边最近恰好也是一天好几笔付汇生意，港币资金都基本掏空了。于是邱国建电话找高建明，问高建明是不是能够通过关系搞到外汇。
高建明多年来游离于地下与单位之间，接触到不少和外汇有关的客户、公司，人脉甚至比邱国建都广。他先是打电话给陈茂盛，陈表示这段时间公司还没有需要兑换的港币业务；于是，电话打到另一个大客户许志远那里，许志远也一样，恰巧这阵子没有港币结算。
放下电话，高建明脑海里迅速翻阅记忆中的人脉圈，想从中找出几个可能的目标。正在此时，许志远的电话打了过来，说他有个同学是人民银行广东云浮分行行长，叫杨炳昆，实在着急，他可以帮忙联络一下，看是否能够帮忙。高建明马上就意识到，这个事情必然有戏。
和邱国建打了声招呼，高建明拉着许志远直奔云浮。
46岁的杨炳昆不光是人行云浮市分行的行长，还兼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云浮分局局长。见了面，双方一露底，高建明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和直冲云天的豪气，一下就把杨炳昆打动了。
利益面前无远疏，潜规则一摆，大家都有好处，自然各尽其力。杨炳昆当即就带着高建明找到当地的一个进出口贸易公司的旧识伍老板。伍二话没说，非常轻车熟路地利用云浮市某外经贸集团公司的报关编号、账号以及印章，搞出了一张报关单。
当时，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非常灵活，相关规则是：进出口企业只要有报关单，购买外汇时其他单据基本上可以灵活掌握！
渠道彻底通畅了。
高建明马上通知邱国建准备人民币，于是，只通过这张报关单，在杨炳昆云浮外汇管理局公章的配合下，从云浮人行轻松搞定了1200万港币！
邱国建的云浮办事处按照当时的官方汇率1∶0.497，花596万元人民币就到手1200万港币，然后马上按照黑市价1∶0.54的汇率与客户完成交易，到手648万元人民币。邱国建授意高建明，给杨炳昆、许志远、伍老板几个中间人各两万元，高建明办事费6万元，其余40万元，则是邱国建钱庄经营所得。
高建明没想到这趟“差”出得这么顺利，而且开发出一个全新的买汇渠道，这让邱国建对高建明很是信赖。但同时，邱国建也深知，这种购汇方法是标准的骗汇，久用必遭打击。可是，许志远可不这么想，这家伙一直以来对地下外汇这个行当就关怀备至，经常积极参与进来。这次骗汇，深受启发，加上杨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