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任何行当里都有祸水。本来“本本分分”地做点国家不允许的事，赚点小钱，不乱搞，也许国家还能睁一眼闭一眼，可是，这个行当偏偏就出现了一些魔术人才--就是给卖券的付钱时，当着对方的面先数一遍，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对方眼盯着没错，一般拿钱拔腿走人，回家才敢数。可是一数不要紧，却只剩一五一十了，十五二十没了，凭空少了不少。
这在圈里有个很专业的术语，叫“掰券”。
可能有人会说，傻不傻呀，黄牛付钱后，也当着他的面数一遍不就行了？
问题是，不光是倒卖券的职业黄牛算投机倒把，私下卖券也是违法行为。黄牛们敢数是因为生意做多了，胆子比较大，可是卖券的那些人也就是偶尔卖一次两次，都知道违法，谁敢在大街上数钱？
因此，一只苍蝇坏了一锅粥，那些“掰券”的人把那些“本分”黄牛们也坑了，慢慢地，黄牛行业和现在的中介就差不多了，口碑相当不好。有的人回家发现少钱了，咽不下恶气，但又不敢报警，于是就带领七大姑八大姨返回黄牛经常出没的地方去找，有时候还真能找到，那这黄牛就比较惨了，至少也得被挠上几把。
后来，黄牛们也学精了，纷纷积极应对，采取多处流窜作案的方法，再不行，就跑到外地流窜。等到1980年深圳特区成立之后，潮汕地区的“掰券”人士率先跑到深圳，连掰带倒腾地继续做这种流氓生意。
再后来，大部分正规黄牛也都云集深圳，逐渐从倒券转型到直接倒卖外汇上，他们的生意越来越大。
除了四处迁徙的职业黄牛外，也有无意中成为黄牛的。
深圳原本就是个小渔村，自从搞了特区，人气就起来了。当时的深圳人口极少，国家大力发展特区经济，可是建设速度跟不上，有很多的就业空缺。而潮汕地区则自古地少人多，种粮解决不了一家吃喝问题的潮汕农民就向赶集一样涌向深圳，有的盖楼，有的卖菜，有的卖水果，有的卖香烟，有的搞小商品生意（当时还有个时髦的词--批零兼售、代办托运），可以说，整个最基层的物资流通，都由潮汕人扛了起来。
深圳是口岸，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和港澳同胞出现了。这些外宾或内宾们，很多都是临时过境深圳，或者短暂居留，有时买点水果、香烟、日用品什么的需要支付人民币，但他们又没时间去银行兑换外汇券，于是就干脆私下里说服小商小贩们，多给俩钱儿，直接收外币（港币、美元或日元）得了。这相当于他们主动要求我们雁过拔毛，翻译成今天的流行说法，商贩们属于“被兑换”。这么一来，越来越多的人就手握一些零星的外汇，有的人积累到一定数目，会找个有护照或者港澳通行证的熟人帮忙到银行去兑换外汇券，然后用此买点紧俏商品，节省一大笔人民币；还有一些换到外汇券之后，发现这东西很值钱，于是慢慢放下香烟摊、水果摊，转行做外汇券黄牛；而更加精明的人，则看到了更大的商机，于是把这些外汇先攒起来，偶尔遇到有急用外汇的人，就高价直接卖给他们，而不用倒腾外汇券。
日久天长，这种细水长流的交易，竟也让其中一些人赚取了非常可观的利润，积攒了一笔不小的资本。
讲到这里，“正规”地下钱庄出现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该来的，迟早要来。
4 蚂蚁搬家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提高创汇，政府除了大力推动进出口贸易之外，还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创汇途径。
那还是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刚刚放出来，人们就已经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把风吹得足够春暖花开、敢教日月换新天了。
当时在东莞，有个叫张细的人，首先就架着东风飞上了天。他拥有一家叫张氏投资有限公司的企业，自己任董事会主席。开放的春风首先大力鼓励外商进入中国投资，专门研究投资并运作投资的张细对此很敏感，他多年的研究成果终于可以拿出来尝试了。
首先，他提出，潮汕、东莞地区地少人多，有很多闲置的劳动力（当时叫无业游民），这部分人不用起来，第一是资源浪费，第二也对治安不利。如何用，则需要从企业贸易形式和投资形式上有所创新。外国资本对劳动力有需求，中国对外资有需求，这是双方合作的契合点。那么，我们可以组建这样一种企业模式：
由外商提供设备、原材料、来样、建厂房资金，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由中国提供土地和劳动力。中外双方对各自不作价，以提供条件组成一个新的“三来一补”企业；中外双方不以“三来一补”企业名义核算，各自记账，以工缴费结算，对“三来一补”企业各负连带责任。
这段话的意思是，港商或外商可以在特区设立进行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的企业，在贸易方式上实施补偿贸易。这种投资模式的好处是，双方互不作价，只提供生产条件，政府不需对外商的贷款负责，原料、产品都是你的，进出口实施免税或者优税政策，你只需向我们的劳动力支付外币工资即可。
外币在中国不能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