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工人工资都需要转化为人民币，而外币就可以留在中国。
一时间，政府对这个投资模式宠幸有加，马上大力推广，鼓励特区以“三来一补”企业吸引外资。因为国家也看到，这样的方式既方便对外商以及外币工资进行监管，又不需要我们管理工厂的运营和负债，只要管控从国外来的原料价值，然后再根据出境的商品进行核销后的贸易补偿即可。
国家倡导，民间自然买账。一时间，“三来一补”企业在经济特区搞得风生水起，效果显著。无业游民们有了工作，还挣的是外国钱，层次马上提升了不少，从此不再吆五喝六、纠集滋事。
但是，没多久，问题就来了。
“三来一补”们生产之余，开始打自己各自的小九九。
当时国内的工业原材料，如高档衣料、染料、皮革、添加剂、合金原料等非常紧缺，国内企业想进口，除了有高额关税之外，还必须经过国家外贸部门或者是物资局调配。“三来一补”们就发现，他们每次进口原料时，如果报价低一些，数量比生产需求多一些，那么多余的原料就可以在国内市场被一抢而空。这个赚钱门道老外其实很明白，就是典型的走私！但是市场巨大，利润可观，大家对此还是很热心。
对于“三来一补”们来说，走私有利益好处，也有难处--在中国境内贩卖原料、半成品，利润虽然巨大，但由于是不法所得，出境就成了问题。
这时，前面说的那些工于经营之道、在初期积累了一定外汇资本的黄牛们发现了这个天大的需求，开始闪亮登场。由于这些走私原材料套利的额度太大，黄牛们自己的资本太小，就相互之间形成聚合，大家合伙注册公司，在境外（通常多在香港）和境内开很多账户，把各自的钱放进去，对外形成名义上的商贸公司，暗地里则构筑成了标准的拆账机构。
这样，真正的地下钱庄华丽亮相了。
他们一上来，就把目光瞄准“三来一补”们，这些企业对他们来说比爹娘都要亲。而“三来一补”们也很乐意与他们合作。因为最初这些套利抽逃者都去找一些坐拥大资本的企业寻求套外汇，但大资本们都是顶级企业，不愿意去冒这个险，毕竟是违法的事，一旦让政府发觉，势必落个身败名裂。对他们这样的身家来说，为了赚点小钱铤而走险，实在是太不划算了。无奈，“三来一补”们只好悻悻而归，把目光转向这些钱庄。
1985年，美元人民币官方汇率为1∶2.9，但从黑市上买外汇的汇率却已经达到1∶4。问题是，“三来一补”是外汇抽逃，黑市价也不得不接受，总比跑不出来强。
双方一拍即合。
于是，钱庄在其香港账户支付“三来一补”企业要出逃的外币，而在其众多的国内账户上按照黑市汇率收取人民币，或者直接收现。
这个过程叫境外付汇。顾名思义，就是本来该境内银行系统付的汇，却在境外不经过银行系统支付了。
有时，这些刚刚运作没多久的钱庄也有抓瞎的时候--境外账户经常捉襟见肘。
骑着母猪过大河，办法总比困难多。
这些人还在平时经营一种地下汇款业务：利用亲属和老乡关系广泛拓展要从境外往国内亲属账户上汇款的客户。
前面说到的高建明父亲的亲戚（当然，也是高建明的亲戚）的战友就有境外亲属，就一度成为地下钱庄追逐的客户之一，这个地下钱庄的经营者，正是后来赫赫有名的陈灿文，而中间人恰恰是高建明亲戚的一个同事，叫邓国良。
这个名字听着耳熟吧？
没错，这正是本书引子中提到的钱庄女王杜玲的丈夫。当然，当时的邓国良刚30出头，还是物资局的一个主管会计，当时的杜玲也还在老家的杂货店里看店，两人那是还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拿邓国良和高建明做对比，财务潜质绝对差很大一截。尽管邓国良是学会计专业的，而高建明则是半路出家搞财务。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邓国良不像高建明那么活跃，甚至可以用“闷”来形容，问题是人家“闷”得彻底，能闷到认准一件事就低头钻研的程度。他入行也是纯属偶然，在物资局处理一批物资款项时交友“不慎”，结识了一个内地香港两头跑的货币兑换店老板--陈灿文。其实兑换点是假，钱庄在香港的账户窝点才是真。这个人带他入上了“溜光大道”，也给了他不少好处，于是邓国良便以忘不了他的大恩大德、感谢他八辈祖宗、做鬼也不会放过他的态度开始潜心研究，为他拉拢客户。
同在一个单位，邓国良打听到高建明亲戚有个战友，有境外关系，过去常常能收到侨汇，侨汇券多到到处乱发的程度。于是就在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坐到高建明亲戚的旁边。
物资局的作用就是调配紧俏物资的，经常搞点紧俏伙食也自不稀奇。两人在那儿一边大快朵颐，一边有一搭没一搭闲扯。邓国良就突然凑过来压低声音问他，是不是有个战友有海外关系。80年代已经远不像五六十年代，和海外沾边都不敢和人打招呼，生怕被牵扯成走资派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