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环，是老外对北京的政权与中国的经济前途有信心。“面系人俾，架系自己丢”，外人的信心来得不易！说实话，中国今天贪污仍多，法治还是胡涂，但人民币的强势，显示外人给足面子，相信这些不足之处会改进。这面子价值连城，是要用决心去维护的。记，外人给予的面子是持久累积的结果，但可以毁于一旦。
现象二。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与三十多年前的日本很相近。想当年，日本一发劲，红极一时的英国工业就节节败退。然而，跟而来的国际政治压力，使日元从三百六十兑一美元提升到八十兑一。到了八十年代中叶，日本的工资与房地产之价冠于地球。我为此于一九八七年发表《日本大势已去》，不幸言中。
今天中国的经济像三十多年前的日本，但却是十个日本！人口大约十倍，土地大约二十八倍【实用面积是十五至二十倍之间】，而中国的高速工业发展再不限于沿海一带了。当年一个日本对世界经济有那样大的影响，今天十个怎样估计呢？
现象三。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比东欧、印度，及其他所谓落后之区快了一步，但以最重要的工业发展而言，这些走在后头的是对中国威胁最大的竞争者。中国既要前瞻，也要后顾，而我认为后顾比前瞻重要。
两个必然的形势
由于上述，我的推理是中国无可避免地遇到两个重要的形势。
形势一。中国庞大，而在今天的世界大变中，她站的是最关键的位置--经济在富有之邦之下，在贫穷之邦之上。从和平经济发展那方面看，中国无端端地被推到国际的主导位置。钱多与影响力是不一定挂的。以举足轻重论英雄，中国今天冠天下。树大招风，这位置不好过。
中国的立场应该是欢迎竞争生产，集中于改进人民的生活与自由，什么国际主导云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问题是关键位置就在那里，而中国很庞大。于是，人民币的不同处理，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会有很大的差别。我认为这处理要集中于减低贸易与投资的交易费用，尽量避免政治上的瓜葛。
形势二。我说过了，因为工资与汇率皆调整不易，经济学上的比较优势定律在某些情况下会失却功能。在世界局限有了大变的今天，国际上这定律更有问题了。然而，因为局限有了大变，工资、汇率、福利制度等一定要跟调整。从加拿大与日本的经验看，十多年的调整期不一定足够。
大致而言，不需要调整的是赢家，需要调整的是输家。政治上，调整的责任可能推来推去，而我认为这是国际上的经济争议的根本原因。伦理上，我不认为北京有责任调整人民币的汇率，但与美元挂【阻碍美元调整】确实有点问题。让人民币自由浮动今天不可行，我解释过了。向上调升吗？到哪个价位才对呢？人民币对美元及其他先进货币是偏低，但对劳力比中国廉价之区就很难说了。
又是上文所说的关键位置使人民币的汇率调整有独特的困难，这方面高不成，那方面低不就，而如果调来调去三几次，外人对人民币的信心会尽失。结论是人民币要选挂另一只，或下另一个锚。下文会简述，下锚有几种方法，而中国目前可取的只有一种。至于锚的选择，我认为重点是脱离所有外币。
四种下锚的方法
本月四日我发表了《货币不可以没有锚》，三个月前写下的，认为是比较重要的文章。文内提到货币下锚的方法大致上只有四种，即是说只有四种货币制度了。各有各的好处，也各有各的弊端，应该选哪一种要看形势而定，没有一种是永远地胜于其他的。选了下锚之法，我们再要选下哪一个或哪一种锚，而锚的选择数之不尽。无论是下锚之法或锚的本身，中国今天的选择不困难。先谈下锚之法吧。
第一种下锚之法是本位制，如金本位或银本位。这制度，货币的本身就是锚。我的旧同事蒙代尔【R.Mundell】赞成这制度，但我认为不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因为金或银的供应量不足，不够弹性，会把经济发展约束得太紧了。第二种是法定通货【fiat money】制度，今天英美使用的。这制度弹性最大，但间接地以物价指数及经济指数为锚，过于空中楼阁，调控有很大的麻烦。中国今天不适用：一方面，人民币偏低，一旦放开浮动不知会被炒家炒到哪里去；另一方面，虽然弗里德曼说得顺理成章，但英美调控币量的经验满是问号。第三种是“钞票局”，今天香港采用的制度。这制度大国不适用，说来话长，不说算了。
最后一种是中国目前使用的，可能是朱老的发明。那就是以一个可以直接成交的指数为锚--目前是以美元的一个价--或汇率--为锚，可以直接按价成交，虽然还有根本不需要的、有害无益的外汇管制。这第四种制度有不少好处，但要有两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