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条件是如果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中国有的是】，人民币的国际币值要略为偏低。这条件中国看来可以持久地考一百分！第二个条件是国家愿意为那划定的可以直接成交的指数去调整货币量，因而某程度上要放弃以调整币量来调控经济。人民币的国际币值愈是偏低，其以币量调控经济的空间愈大【见拙作《汇率战略论》】。今天，向前看，中国继续“保八”没有大问题，所以调控经济不需要有广大的货币政策的空间。
是的，横看直看，中国的条件足够有余，第四种货币下锚之法最可取，其他不用考虑了。要考虑的是脱离美元而选的另一只锚。
脱离美元的选择
人民币要与美元脱，有四大理由。
一、我说过了的。人民币与美元挂，是缠美元不放，美元要贬值贬不对人民币，使美国失去了一项调整经济的机能。这难免增加政治经济上的纠纷，夜长梦多。
二、如果美元大搞贬值，人民币跟贬下去，通货膨胀一定会在中国卷土重来，而又因为人民币值偏低，中国的通胀压力会高于美国的。
三、人民币与美元或任何外币挂，挂上之后没有更改的空间，因为略为更改会导致再更改的市场预期。长远而言，这挂是一项硬性的约束，失去了某时某事可能需要的弹性。
四、中国解除外汇管制可能迫在眉睫，或起码是迟早的事。既然解除汇管，中国当然希望人民币能成为国际货币。以今天的形势看，只要解除汇管，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是必然的。但国际货币也有普及流通与不普及流通之分。与美元挂，形象上人民币是寄人篱下，其普及性就要打个大折扣。
人民币要与美元脱，但不要自由浮动。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选挂另一只，或下另一只锚，换锚时与美元的汇率平过，然后放开美元。放开之后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是自由浮动的，但人民币下了另一只锚，稳如泰山，皆大欢喜。记，朱老划下来的货币制度不变，变的是选用另一只锚。
可下之锚数之不尽，要下哪一只呢？
今年三月我建议考虑人民币与一篮子外币挂，或与一篮子外币与物品的合并挂。后来多想几个月，我认为最高明还是脱离所有外币，转与一篮子物品【commodities】挂。处理方法没有什么不同。选好了一篮子比重不同的物品【在期货市场成交的可取，因为有严谨的质量规定，而价格的明确变动立刻知道】，以某额的人民币可以购买某大小的一篮子，定了一个指数【例如1000元人民币可购某篮子物品，指数可称1000或100】；任何外币之额可购入同一篮子，这外币额与人民币额的比率就是汇率了。转挂【换锚】时平过，人民币跟守住原定篮子物品的指数，对所有外币的汇率自由浮动。
篮子之内的不同物品之价当然常有变动，指数不变是说同额的人民币可以购买篮子内同样组合的物品，而物品之价的变动往往要以外币之价作为量度准则。以这篮子的人民币物价的指数为锚，是国家“担保”市场可以这指数直接成交，购买这篮子物品。然而，下文指出，这指数是可以更改的，所以市场成交的担保只限于政府公布指数的时期，指数有变物品的成交价就跟变。当然，成交是市场的运作，政府只是担保某时刻的某额人民币换一篮子物品的所值。没有人会真的按指数之价购买那篮子物品，只是事实上可以在市场按指数之价买到，而买与卖是市场的操作，与政府无干。换锚之后，以简单的方程式及物价数据放进计算机，人民币与各种不同外币的自由浮动汇率秒秒不同，秒秒知道。
回头说以一篮子外币为锚，其思维早有前科。一九八三年十月香港财政司彭励治考虑转用今天还存在的联系汇率【钞票局】制度时，我参与其事，港币与一篮子外币挂是讨论过的。当时直接或间接参与考虑的还有三位国际经济大师。大家都同意以一篮子外币为锚可行，但政治因素则远为复杂。彭励治对政治很敏感，谈虎色变，他说美国知道港币与美元联系的意图，没有反对，就坚持不作他想了。【联系汇率与今天人民币与美元挂的性质不同，后者是不需要征求对方意见的。】
一篮子物品胜一篮子外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多了二十年的国际金融的观察，我们的知识增加了不少。衡量以一篮子外币与一篮子物品为锚的选择，我们可以方便地从上文提出的要脱离美元的四大理由来考虑。美元是一种外币，一篮子是多种外币，性质类同，其差别只是较多较少而已。这是说，如果要脱离美元的理由成立，脱离所有外币的理由也类同。
一、以一篮子外币为锚【挂】是缠一篮子外币，放宽了美元的浮动，因而希望减少美国对人民币的政治压力。然而，换过来的是一篮子国家连手施压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选一篮子外币可能“买错马”--例如买中一只像智利的马--怎么办？大家都知道美元可靠，知道格林斯潘是真君子，但其他外币会是同样可靠吗？有谁可以保证在世界大变的今天，一篮子外币中不会有一些可以触发类似一九九七的亚洲金融风暴的情况呢？再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