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阿马蒂亚·森具有强烈后现代意味的多元福利论，福利主义难以作出有效回应，于是许多学者试图从实证角度对森的方法加以批评，特别是指责他难以将所说的多元化的价值加以实证化。对多元福利价值进行实证，正好是卡尼曼的特长，与哲理风格的森形成互补。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测度福利的方法，相当于把福利测度从X点移向了K域。把马歇尔认为很难测度的边沁意义上的快乐和痛苦，用现代实证方法测度出来了。不仅如此，卡尼曼还从个人行为推导社会利益，从微观推导宏观，从快乐原理推导出幸福之道，从快乐测度推导出幸福测度，不依赖标准效用，直接完成了对总福利的测度。
宏观的“幸福”基于微观的“快乐”
卡尼曼与斯密分属两次现代化，斯密那一轮现代化的主题是富强，他认为国富之道在于个人自利而达至利他；卡尼曼这一轮现代化的主题是幸福，他认为幸福之道在于人人追求自己的快乐从而实现社会的幸福。卡尼曼与斯密的治学方法都有海洋国家学者那种独有的思维方式，就是从个人看社会，从微观看宏观。
卡尼曼研究的本行是快乐学，又被人称为快乐心理学。而他在诺贝尔奖颁奖仪式演说中，特别提到的奚恺元，则称这门科学为“Hedonomics”，我译为“幸福经济学”。“享乐”这个词在中国有特殊含义，国人往往一看享乐、快乐，就以为不关正事。殊不知快乐与幸福同构，如果把快乐经济学比作微观经济学，幸福经济学就相当于宏观经济学。俗话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宏观寓于微观。熟悉在游戏追求的快乐中“烹小鲜”，可以更好理解为人民“谋幸福”这个“治大国”之道。卡尼曼的高明就在这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倒是卡尼曼抓住了我们所说的“谋幸福”之道的微观机制所在。
卡尼曼负责美国“国民幸福指数”方法的研究和制定，国民幸福指数就是国民幸福总值。如何计算国民幸福总值，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一般都把它当做宏观统计问题，但卡尼曼的解法与众不同。
卡尼曼近年提出的日重现法，是一种微观测度方法；但按他的说法，这种方法可以推广到宏观上去，用于描述整个社会的幸福水平。他的合作者克鲁格教授介绍说，研究小组正与盖洛普一起，通过电话调查方式得出国民幸福指数。他在2004年说过：“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我们有可能在一年以后采用这种方法。我希望多年以后，这个指标能与国内生产总值一样重要。”
日重现法及其背后的思想
在《??述日常生活体验的调查方法--日重现法（DRM）》一文中，卡尼曼与其合作者提出了DRM这样一种测度幸福值的方法，这一论文发表在2004年12月3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
日重现法就是根据一定问题框架，引导被测试者回忆、再现一天来有关快乐与幸福的状态，并对这种状态进行评估的测评方法。日重现法结合“时间—预算”法和“体验取样”法，评估人们如何花费他们的时间、如何体验他们生活中各种不同的活动和安排。参加者利用专门为减少回忆偏差而设计的程序，系统地重现他们一天来的活动和体验。
在卡尼曼的视野中，以往的国民生产总值之类的国家统计存在系统性的统计问题。我理解，这种问题根源在于不同的价值判断。工业化的价值判断反映到统计上来，强调的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资为本。以资为本，就是以钱为本，以GDP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福为本（这是奚恺元的说法），以GNH为本。
反映到统计上来，正如卡尼曼所指出的：通过当下体验效用的时间整合定义幸福的经济模型，要求对人们日常生活体验的品质和持续时间进行细节测度。而关于日常生活中的时间分配的信息，是许多国家的国家统计学的一部分。除少数例外之外，时间—预算研究没有包括对人们来自活动的满意的测度。同样，关于特别情形下的时间—使用和主观体验的问题，很少被包括在主观幸福调查中。作为替作方法，这些研究通常依赖于关于幸福或满足的全球报告，这些报告只涉及生活的一般方面，或像工作、家庭这样的领域。
这个意思是说，人本之人具有高感性的特征，不能简单地用测度理性资本（人的“类”本质）的方法来测度。要高度注意人的感性方面的特征，包括：当下体验的价值，我称之为体验效用或意义价值；“特别情形下的时间—使用和主观体验”，也就是后现代哲学说的“此在”的价值，包括时间分析在内的日常生活体验的质与量。事实上，根据卡尼曼的分析，已得出了与许多全球报告不同的统计结论。例如，后面将谈到的对快乐水车现象的解释。
日重现法实质是统计上的现象学方法，即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的方法。它是一种彻底反黑格尔现代性的思想方法是，即扬弃“绝对理念”（确定性常态统计）而贴近体验（不确定的非常态调查），是以“体察民情”为核心设计的统计方法，是一种“时时刻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用我们时髦、最酷的话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