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对于如何使用这一评价域，它们却有着很大的区别”，在“选择权应用”（定义为选择本身的自由）中，“我们关注的焦点是全部能力集合K”；而在“选择应用”（“经过自由选择被选定的选项”意义上的自由）中，“我们则更为狭隘地集中关注于X”。
作为结果的自由
向量域（作为向量，它可以具有自由的函数，且趋向极值），是自由（价值）的一个特例。在这个特例中，它既是价值，又是效用；它既是一个实际选择（第二种意义的自由和价值），又是一个最优选择（价值中的最优效用值）。
实际上，作为结果的自由，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作为有限理性结果的自由，二是作为理性结果的自由。
作为过程的自由（选择本身）
K意味着选择本身（它是相对的）。x是从K集中大量平等地位的选项中被（“评价”后）选择的。而从与之相对的效用域角度看，x是因为优于其他选项，而成为唯一的（最佳）选择。“实际上，‘选择’本身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有价值的生活内容，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拥有x与在有大量选择的情况下选择x显然是不同的。”
从机会的角度看选择权
选择权实际上是机会，即“他所拥有的选择集合（他的实际机会）”。理性经济学将机会主义排斥在理性选择之外，隐含的意思是机会选择的结果比机会本身重要。但后现代经济中，从选择多样性（个性化）所具有的独特经济性价值看，机会选择本身具有终极性的价值。
选择是自由的表现形式，选择的对象，在K集中只是机会；机会被把握，就转化为效用；而理性选择，把握的是最佳价值，即效用极值（K与X曲线交点的极值x）。
正如生产可能性边界实际是机会成本的边际比较一样，K集是生活内容的各种可能性的集合，它也有自己的边界，这就是相对自由的边界。在相对自由的边界之内，主体在任何两点之间进行选择，就是自由权的体现。自由是有成本的，选择这一选项常常以放弃另一选项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机会成本。
因此，我们不仅有对K集中单点的评价，更有意义的是对各点之间关系的评价（权衡）。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选项与选项间存在无差异的替代关系。
当然，实际选择的结果不一定是理性的（从效用域看最优的），它可以位于K集中的任一点或任一组合。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效用域实际排斥了真正的选择权（相对选择权，即自由本身），它只认为最优选择是选择，而其他K域内的选择不是有意义的选项。可是，对K集中的选项进行相对评价时，这个最优可能是无意义的。
阿马蒂亚·森说：“一个集合的价值并不总是与该集合的最优要素（或实际选择的要素）相一致。拥有没有被占据的机会也应该受到重视。”“为了在‘可行集’中确定最大化点，我们不应只依据一个（即‘给定的’）偏好排序来对生活内容向量作出评价，即使它恰好是某个人的实际选择。相反，应该通过使用一组合理的偏好排序（这些偏好对于一个人来说本来就是非常合情合理的）来作出评价，这使得‘拥有其他机会’变得重要起来，甚至在（根据‘给定’的偏好排序）作出的最大化选择或实际作出的选择相同时，情况也是如此”。
这段话很重要，需要逐句解读。“一个集合的价值”意思是：集合也具有价值；该集合的最优要素，指X极值；实际选择的要素，指集内任意向量。“没有被占据的机会”意思是，相对于x来说，K集中的各点都是没有被占据的机会。“在‘可行集’中确定最大化点，如x点。只依据一个（即‘给定的’）偏好排序”意思是：如X曲线，来对生活内容向量作出评价，即使它恰好是某个人的实际选择。“使用一组合理的偏好排序（这些偏好对于一个人来说本来就是非常合情合理的）”，意思是指在K集内的向量曲线。“这使得‘拥有其他机会’变得重要起来”，意思是K集中的其他向量就是“其他机会”。对于多元化的价值，是不是可以从序数效用退回到基数效用来排序，这一点还可以讨论，若按解构的后现代的观点，多元化价值能不能排序都是值得怀疑的。不过重要的是，阿马蒂亚·森区分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思考福利的不同角度。
对生活内容项进行加权
在实际选择的过程中，主体不仅要对选项进行择取，而且要在择取的过程中，对生活内容项进行加权。在经典的经济学中，是不需要对选择进行加权的。这是因为，效用本身已经被标准化了。可以说效用与效用之间是无差异、等权重的。而能力是价值而不是效用，是非标准化的。因此才需要进行加权。加权是为了在生活内容项之间进行衡量比较。也可以说，加权是对价值本身进行量化区分（确定哪些价值相对于选择主体更重要一些）。这个加权过程，具有心理经济学的含义。
作为自由的福利
阿马蒂亚·森的福利论，把自由作为最高的福利。对于这个自由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