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需求的相对满足，这一部分占用的资源（主要是有形资源，其中包括物质资源+社会显性资源）数额虽进一步扩大，但在总资源、总价值中的比重却日益下降。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将会使人得到日益增多的自由的结果。
在另外一个领域（工农业生产领域以外的无形价值，特别是精神和文化需求满足领域），更多的选择不仅是不需要（出于同质化的目的）排序的，而且是多多益善，因为在信息（知识和网络）基础上被重新挖掘出来的长尾领域，更多的选择意味着更多的个性，更多的价值上的满足。它们甚至不是通过所谓“生产”得到满足的，不是家庭外包给企业的结果，而是家庭与家庭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事情（网络上的自给自足）。当供给无限多样化，而选择“过剩”后，要做的事情是顺着选择多样化提供选择助理服务，而不是通过对选择提供排序，减少可选供给。
个性化通过选择表现，生产的多样化与消费的多样化带来更多的选择。从多种选择中进行决策，要求通过“助选”来简化。因此一方面涉及心智成本和有限理性问题，一方面涉及信息和知识对坚固的物质世界的瓦解问题。
伯林的基本倾向是价值多元论，认为基本的人类价值是不可还原地多元的和不可通约的，它们既不能排序，又不能无损失地转化为一种同质的单元（在这一点上与森有所不同）。他所说的绝对自由，是包含非同质化、不可通约的自由在内的自由整体，它广泛存在于前现代和后现代的实践之中。与之相对的，卢梭意义上的基于同质性假定的可交换的自由、权利意义上的自由，则是绝对自由的去掉绝对性后的工具意义上的自由，是次一等的自由。
伯林提出两种工具、权利意义上的自由，一种是积极的自由，一种是消极的自由。消极的自由，说的是不受他人自由越界干涉的自由；积极的自由，是选择多样化的自由。这是一个选择的集合，包括非自由、消极的自由，以及排除非自由和消极的自由中不与积极的自由重合的一部分自由。应当看到，消极的自由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受他人干预的自由，随着物质和社会条件的改善越来越大。而一个明显的规律就是，人们的自由越是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物质性的干预就越强，人的绝对的自由空间就越小。相反，当人的物质性的生存需求和社会性的发展需求得到满足（标志是工业化的实现），原有的对消极自由的侵犯就越来越不具有正义性。无论是积极的自由，还是消极的自由，都不是绝对的自由，而是相对的自由，即可以同质化的、可交换的自由。
至于绝对的自由，在其相对形态中就可以实现的绝对自由，恐怕只有后现代自由，即个性的自由。在个性的自由中，自由处于不可交换、无法通约、差异化、异质性的状态之中。这样的自由处在长尾空间，它的存在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人的需求是否上升到精神和文化的层面，二是人生产和供给差异化解决方案（打破对自由的限制）的能力是否足以达到选择多样化的要求，三是人们的供求是否可以达到与经济匹配的程度。
多元化福利的实证化：卡尼曼的“日重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