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经济学与伦理学有密切关系，在反对福利主义的过程中，这种联系有越来越紧密的趋势。福利经济学家将诺齐克、罗尔斯等人的伦理学引入经济学，就表现了这一点。对后现代思想家如鲍曼、利奥塔等来说，他们的福利观直接表现在后现代道德、后现代伦理这些概念中，如鲍曼的《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后现代伦理学》和利奥塔的《后现代道德》就是例子。
需要说明的是，正如我们不认为行为经济学是心理学一样，我们也不认为福利经济学是伦理学。从经济学中剥离出心理、伦理的专科要素，将提炼出的东西归入经济学本身，是非常必要的。比如，我们不用主观来形容价值，同样我们也不想用伦理学来说明福利。如果我们必须用到“道德”这个词的时候，实际上它指的是自由这类可以归于福利本身的概念。
利奥塔《后现代道德》
道德的核心与福利的核心有一个交集，就是自由等终极价值。自由、幸福、正义等终极价值，显然不是靠分配在效用层面从外面得来的，它就存在于人本身之中。它们之作为福利，是基于人本身（不同于劳动力本身）的价值特性。
就实践而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不说经济学）的范式也截然不同。现代性道德与后现代道德、现代性伦理与后现代伦理之间，存在类似X点与K域这样的分歧。
利奥塔对于道德的认识超越了人本主义，他说：“现代主义一直拥有人本主义，一直拥有大写的人的宗教。这一度是由虚无主义姑息的最后的‘对象’。但是，我们不久可清楚地看到，该是这个对象应被摧毁了。人本主义丢下的最后命令是：只有超越大写的人才能成为大写的人。”
当然，利奥塔解构的不是一般的人本主义，只是现代性的人本主义，一种用大写的人（X点的人）否定小写的人（K域元素）的人本主义。
利奥塔主张人要“把握住自己的‘总路线’”，认识真正的自我。这个“总路线”就是后现代的总路线，它把理性（X点）作为第一存在，把解构的空间（K域）作为第二存在。如利奥塔所说，这个自我处于“控制迫害外的第二存在”。他举了奥威尔和他的《1984》，认为这是一个“反抗政权压制他的第二生存方式的人的故事”，并说“只有拥有这片‘无人之境’，人才成其为人”。这令人联想到第二人生这个游戏。张树新说，互联网就是中国人的第二人生。
对于解构后形成的新秩序，利奥塔解释说，“这种混乱状况也是一番整理布置”：“被坏仆人破坏的秩序成了另一种井然有序。那些坏仆人违背你的意愿，是因为他们遵从别的东西。你不是他们的主人并非是因为他们有另一个与你类似，只是名字不同的主人。他们之所以坏，也不是因为他们对你不忠，实际上在为另外一个人工作。他们并非为另一个人背叛你，而是为另一种原则。他们除了穿自己的号衣（你认为是你家的）并没有别的号衣。”用我们的话说，K集合看似混乱，但混乱也是一种秩序，这一秩序的中心规则就是多元化和离散，从离散的观点看，整个K域“井然有序”，而X区间却是扭曲变形的。
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
现代经济学在人与对象的关系上，多取认知的角度，而回避实践的角度。这主要是因为科学主义排斥人文主义的现代性本身作祟的结果，现代经济学从方法论上就把道德当做无法标准化的“心”的领域的东西加以排斥。
道德属于实践领域，是人作用于对象的过程。从经济角度看，分配只是针对作为对象的结果的，主体价值不光可以针对对象结果，而且可以针对实践过程。后现代思想家许多都非常重视实践，从实践角度认识经济现象。实践具有感性的特点，“心”的特点（不是主观的特点，是人文特点），这些都是不同于物性和工具理性的方面，与后现代的关系远比与现代性的关系要近。
自从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之后，道德的载体就发生了变化，从社会网络的中心向各个节点离散。在康德那里，对应认知性的经济人理性的是理性的道德律令，道德律令通过图式降解，化为每个人自律的行为。而在后现代道德中，这样的道德律令是没有位置的。
鲍曼认为：“后现代道德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情境的破碎化和生活追求的插曲化。”“随着集中立法的烟雾的消散和代理权力回归当事人，这种选择明显交给了道德个人自己的策略去决定。”
用我们的话来说，在现代性中选择权的重心明显集中在理性选择，即最优点X点。由于理性被解构，选择权成为分布于K域各个节点上的碎片。随着集中模式和代理模式的式微，K域中多元化的个人选择成为普遍现象。
在现代性条件下，K集中的个人选择如果不符合X的理性选择，可以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在后现代条件下，无论K集合是否可导出X点“最优值”的标准道德，个人选择都可以被视为道德的--尽管他们之间可能是彼此矛盾的。
后现代责任
选择的多元化看起来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