乎使世界碎片化了，但是许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后现代对于责任的更高强调。
后现代思想家一般很少谈论“福利”这个字眼。可能是认为这个词已经被“效用”污染了，或被“分配”庸俗化了。如果说法国一系的后现代主义者如巴塔耶等，还在平面地谈身体、欲望和需求时，另一些后现代思想家如鲍曼，已穿透需求，将自由意志作为福利的本质，这是后现代福利思想达到的又一境界，它使福利立体化。
在取得个性自由的同时，后现代增强了两种约束，一是后现代道德，二是后现代伦理。前者是相对自我约束而言的，后者是相对社会网络约束而言的。
认为后现代道德就是不讲道德，这是一种十足的误解。
鲍曼深刻地指出：“权力所辅佐的普遍行为模式和绝对事物的消亡，使行为者的责任比以前更加深刻，确切地说，更加重要。随着集中立法的烟雾的消散和代理权力回归当事人，这种选择明显地交给了道德个人自己的策略去决定，伴随而来的是责任。如果选择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责任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后现代阶段和层面上，福利具有幸福与自由合而为一的意义。而自由意味着个性化选择，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就是一对一追到个体的责任。当上帝不存在的时候，个人必须对自己负责，而网络帮助所有个体这样去做。
在个体对自己承担负责的同时，网络像上帝一样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地知晓违规者的恶行，并通过诚信之网加以惩戒，由此形成一种后现代伦理氛围，少了的只是中央控制者。
对个体来说，道德不再是康德所说的普遍律令，而是自由本身。经济从商品开始，最终回到善。
纲领化
如果把互联网本性中生发出的独有立场，在“可能世界”问题上系统化，可以得出几个重要原则：
第一，善先于权利的原则。互联网并不刻意介入哲学之争，但它对问题有自己的利益和看法。如果深算下去就会发现，“善先于权利”是个性化的前提性的命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鲍曼对先于社会性的道德和责任的看法。相对于这个命题，卢梭看来要当最大的坏蛋了。从后现代观点看，卢梭过分强调可交换权利的价值优先性，这就堵住了互联网向个性化、异质性方向发展的理论上升通道，所以必须“批倒批臭”。
第二，切合日常生活语境的原则。阿马蒂亚·森的能力理论，集中体现了在可能世界中切合日常生活语境的原则。检验互联网经济行为的效果好不好，不是依据教条，而是看“普遍真理”能不能切合当下语境，符合个性化要求。鲍曼主张的后现代伦理道德，有别于相对主义，是讲切合语境。互联网经济最终的伦理指向，是人有能力实现他希望的生活方式。
第三，以图式为桥梁的原则。康德所说的图式，是容纳感性与理性的中间地带；皮亚杰的图式，还有演进生成的含义。道德图式是对经验习俗进行编码解码，形成具有普遍性的有限理性的地方，是使善具有普遍性的保障。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反对绝对理性，但不反对普遍性，但认为普遍性不能脱离体验而存在。互联网肯定的实践规则应是有限重复博弈中演进生成的共同知识。
第四，悬置绝对理性的原则。互联网反对把经济人理性作为指导经济伦理的原则。不是因为它不能作为极限存在，而是因为它不能作为现实存在。因此，对经济人理性的合理态度，是扬弃与悬置。就像我们明明知道极限值不可达到，但既不否定它的存在，也不把它当做现实一样。
安娜帕娜应该怎么办呢？她应该用范围经济，而不是规模经济的方式处理问题。她也许会发现，她真正需要别人完成的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组任务，她可以因人而异。
利奥塔：《后现代道德》，18～19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
同上书，74～75页。
同上书，104页。
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10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
同上书，7页。
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7～8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
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福利框架
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比，当前的福利经济学正在恢复古典时期的经济学传统，开始对偏离经济人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后现代转向。
对于经济学中的后现代福利框架来说，阿马蒂亚·森的研究成果无出其右。他的能力理论高度概括了我们上述三节讨论所涉及的问题，并且实现了模型化。所以我们主要以他的理论为主，作为本节的主要内容。
问题的表述
经济学后现代取向的主要表现，是扬弃经济人理性。阿马蒂亚·森对经济人理性的批评，比卡尼曼还直接。如果把经济人理性比作极限值，解构的后现代主义相当于只承认构成极限的数列集合，而不承认其函数，更不承认极限值的存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