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的多元福利价值观同方向，都是针对K域中的元素或节点立论的；二是斯密的同情学说，与后现代的有机网络观同方向，相当于针对K域的连接（同情可视为节点间的连接）。所不同在于背景相反，斯密、边沁的大背景是启蒙理性下的祛魅，后现代的背景是针对启蒙理性的返魅。举例来说，从后现代返魅的观点看，《道德情操论》的同情心不是指利他倾向，而应理解为网络倾向（主体间性）；在经济意义上也不是指道德，而是指心物一元的社会网络（社会资本）或自由意志（意向之网）。利他仍然是现代性的概念，它排斥了后现代交互、有机互补和意向性的多重内涵。
福利经济学被边际主义打断多年之后，再生为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由于全盘采用了现代性的价值定义，否定多元化价值，而转向了标准效用（第一站是基数效用），从而与后现代开始处于对立关系。后现代主义主张“回到边沁”，表明了鲜明的对立立场。因为以后现代观点看，以效用为福利的价值基础，势必从范式上连根拔起了个性化和品种经济（异质经济）的福利基础，从而对信息社会一系列高附加值对象失语。庇古具有把福利完全物质化的局限，而后现代福利论反对把信息阶段异质性的高级需求（如精神文化需求）简单还原成同质性的低级需求，因为这意味着把信息和“生物多样性”从价值上归零。
新福利经济学比旧福利经济学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它用序数效用取代基数效用，完全放弃了--哪怕是效用的--人际比较。在此基础上的帕累托定理成为福利经济学的新基础。
以后现代观点看，帕累托定理不过是福利理论的最优化（导数化），将福利经济学的论域从K'进一步移向了X点。而福利经济学的第一定理、第二定理，只不过是新古典经济学（或数学）的拷贝，实质是以资源配置的话语空间（X点）抽掉了分配正义的话语空间（K域）。这带来了福利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局限，尤其是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局限。阿马蒂亚·森与黄有光围绕福利主义的著名争论，本质上就是围绕这种局限性展开的。在阿马蒂亚·森看来，“福利主义者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他们必须仅仅依赖‘效用’信息”，从而“给传统的福利经济学加上了笨重的镣铐”。阿马蒂亚·森的非福利主义克服了这种局限，基本上直接属于后现代福利论。
新福利经济学的另一个局限在于稀缺性假定。当增值体现于从物质稀缺向丰饶转化时，这一假定是没有问题的；但当增值体现于从信息过剩向信息简约转化（如搜索引擎、信息助理等）时，这一局限就体现得很明显，解决不了当效用值降低时福利值提高的问题，如网络经济中消费者参与生产（DIY）、家庭生产经营（C2C）、SOHO等出现的新问题。
后现代眼中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是由福利加总问题而起。新福利经济学试图将个人选择（个人偏好）加总为理性的社会选择。以后现代眼光看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涉及的是分歧后的分歧，也就是标准效用经最优化（帕累托定理）这些根本分歧之后的形式上的分歧。福利经济学将效用排序问题作为中心问题，本身已决定了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性质，想在逻各斯中心主义内部解决理性悖论，这种方法早已被哥德尔证明是行不通的。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有点像福利经济学的哥德尔定理。阿罗与哥德尔一样，都没有完全丧失对理性的信心，但他们都发现了形式化理性存在的不可克服的悖论。就问题本身来说，阿罗把福利问题归结为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的一致问题，个人选择实际上相当于我们所说K域中的元素，而社会选择相当于X点理性选择，二者之间的根本矛盾在于个人选择可能以连续统为基础，而理性的社会选择必须以连续为基础。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中的个人与社会的排序需要满足的两个公理即完全性和传递性本身就要求连续，而把个人偏好当做个人选择（偏好一般是指价值）意味着个人偏好有可能具有连续统（延异）的性质，二者本不在一个论域中，非要把个人选择从K域纳入X的连续空间，必然会出现悖论。
福利主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直把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当做同一个维度的问题，这是后来的各种不可能性定理走入死胡同的根本原因。阿马蒂亚·森认为，导致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原因在于福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确定的逻辑规则，不能解决人际间效用比较的问题。尽管黄有光争辩认为，可以通过附加信息来挽救序数效用，但仍无法回避福利主义的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以阿马蒂亚·森为代表的非福利主义，开始主导福利经济学发展的方向。福利经济学发生了与后现代主义同方向的演变。
非福利主义与分配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