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人认知信息的异质性，即大脑处理信息和将它与已存信息联系起来的能力。
根据心理学中的冯特曲线，新奇性的事物对人的吸引力，随着新的程度和奇的程度的提高，开始上升，随后下降，呈正态分布。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喜新厌旧现象。
这要求新奇性必须靠品种的多样化来保证，人们对前一个品种不再感到刺激后，就需要有新的品种提供新的刺激。
互联网上充满新奇事物和新奇刺激，人们的喜新厌旧表现得格外明显。互联网对于人们多元化需求的满足，个性化的有效性如何越来越成为新的问题。
网络中的个性化何以可能，这样的问题对于福利经济学来说，要求福利多元化的解释。
有钱不等于快乐
按照历史主义的观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幸福观。比如，在1000美元之下的（农业）社会中，温饱就是幸福；在1000～3000美元的（工业）社会中，有钱就是幸福；在3000美元以上的（信息）社会中，自由才是幸福。农业社会的幸福观是生存幸福观，温饱就是幸福，因此把农业社会建成和谐社会的首要条件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工业社会的幸福观是发展幸福观，有钱就幸福，因此把工业社会建成和谐社会的主要条件是解决人民的富裕问题。信息社会的幸福观是自我实现幸福观，自由而全面发展就是幸福，因此把信息社会建成和谐社会的主要条件是解决人民的自由（即“通过知识获得解放”）问题。这是用历史主义的观点观察和谐与幸福的条件得出的结论。
与历史主义对立的是普遍主义（又称教条主义），它是工业化的思想基础。普遍主义包括两种主要形态：一种是极左教条主义，即计划经济的僵化观点；一种是极右教条主义，即新自由主义的僵化观点。它们的实质是共同的，都希望把工业社会的具体条件和具体结论普适化，拿到不同历史条件下生搬硬套。首当其冲的矛盾，就发生在与信息社会观点的冲突中。举例来说，按照普遍主义或工业主义的观点，有钱自然就会快乐，GDP发展人民自然就会幸福。但信息化的观点认为，在信息社会条件下，人更多地从物质需求向文化需求发展，富裕（不管是先富后富，还是共同富裕）只是幸福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黄有光先生所言：“各种研究都表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但尽管如此，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2%。在同一个国家里，钱多快乐多这种正比关系会逐渐地消失（至少在发达国家可以找到这方面的数据证明）。多个研究表明，社会的进步程度在一个国家收入水平（以1981年的物价为准，大概在3000美元左右）还很低的时候，二者密不可分，但一旦超过那个水平，这种互连性就会消失。”
这就带来一个大问题，如果有钱对于快乐（幸福）只有2%的贡献。到了人均3000美元之后，如果一国仍把“为人民谋幸福”的全部“宝”都押在这2%上，就会有巨大的风险。那就是，人民可能“端起饭碗吃肉”（比喻“有钱”，即“穷人不断地变为富人”），“放下筷子骂娘”（比喻“不快乐”，即人民群众不满意、不幸福）。为人民谋幸福，只有把工作既做在2%上，也做在98%上，才能保证不做辛辛苦苦的无用功。
提勃尔·西托夫斯基：《无快乐的经济》，22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同上书，231页。
同上书，28页。
后现代主义福利论的原理框架
“网络中的个性化何以可能”这样的问题，在福利论中的映射是福利的价值多元化。
福利经济学转向后现代，面临两方面的困难。第一个方面是，要从总效用等于总福利的现代性范式转向总价值等于总福利的后现代范式，它要求福利回归感性的生活世界；第二个方面是，将社会幸福建立在个人快乐之上，它要求福利的个性化、多元化。这两个方面都涉及福利论的解构，涉及后现代经济福利的聚焦点，从X点复归K域的问题。
现代福利经济学的特点与局限
后现代经济福利论与现代经济福利论的分歧，植根于福利经济学命题发展的相当早期的地方。质的分野线大致可以划在古典经济学和旧福利经济学之间。后现代观点与古典经济学属于同方向，而与旧福利经济学的倾向（基数效用与庇古）完全相反，与新福利经济学（序数效用与帕累托定理）的分歧就更大了。但是，后现代福利观与20世纪70年代后福利经济学的最新进展（特别是阿马蒂亚·森的一支）又急剧走到一起（后现代经济学的公理系统，就直接演化自这一分支）。福利论中的现代性观点与后现代性观点的关系大致如此。
古典时期，如斯密、边沁的福利主张与后现代福利主张，在价值论的基础上有共同语言。其中，在反对标准效用上是一致的，相当于同是在K域寻求福利基础。在以下两个方面是相近的：一是边沁的个体效用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