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说明后现代福利思想的背景，我们不妨把非福利主义放在更大的国际思潮下观察。在非福利主义出现的20世纪70年代前后，正是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强调社会公平的新公共行政学派最活跃的时候。而环绕前后的是卡尔·波兰尼于1957年提出、格兰若维特发展的嵌入概念。三者都在强调“嵌入”--将经济嵌入社会，经济在这里代表“物”（即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方法论），社会代表“心”（即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的方法论）。嵌入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心物一元，要求自然科学方法与人文科学方法的融合，是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之一。
反映在新公共行政学派上，是在公共物品生产领域，反对公共选择、新公共管理将公民贬低为顾客，认为他们只关注经济，忽视社会（如公平公正等）；反映在非福利主义，是在私人物品生产领域，反对福利主义将公民贬低为顾客，认为他们只关注效用（物化的福利），而忽视公平、公正等社会价值。显然，这比黄有光在福利主义内部修补的做法来得彻底得多。
福利经济学由此开始摆脱阿罗不可能性的梦魇，开始了两个重要转变：
第一是开始学科基础由经济人理性转向有限理性。阿马蒂亚·森提出“理性的傻子”的著名说法，给了福利主义致命的一击。阿马蒂亚·森说：“这种单纯的经济人实际上近乎一个社会傻子。经济理论一直充斥着这种理性的傻子，他们被装扮在单一的、能够适用于所有情况的偏好排序的光环里。”揭示出关于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的偏好排序悖论，根本在于理性本身的局限。
第二是开始将福利从总效用最大化这种“经济”价值拓展到多种社会价值，引入了诺齐克、黑尔，特别是罗尔斯的正义论和公平理论、分配理论。罗尔斯的正义论取消了排序问题，正如鲍德威与布鲁斯所说：“罗尔斯分离出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排除了伦理问题之间的所有替代关系，但却保留了最终结果的社会福利主义原则”。
尤其是阿马蒂亚·森的多元化福利理论，提供了一个后现代福利论的经典框架。分配正义问题同资源配置相比，代表了心和物的两极。这里的心并不是指精神，而是指人之所以为人，不同于物的那些方面。
这里应该指出，公平、正义理论的引入，尽管一般都说成是伦理学进入经济学，但我们宁可把它看成是经济本身，而不是伦理，需要剥离出其中纯属于伦理学的成分。在经济理论中，我们也不简单地把公平正义理论理解为一种分配理论，而宁可认为福利论本身需要进行实践论的重构。分配只是实践中的一个方面的问题，实践关系到自由意志。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中，劳动和分配是同一的，目的性的劳动就是自己的报酬，问题转化为福利如何既是个性化的，又是网络的。
规模经济的福利悖论与福利的品种经济性
现代性福利经济学还有一个局限，这是前卫如阿马蒂亚·森也没有指出过的：现代性福利经济学也是规模经济的产物。
在生产与分配之间，福利经济学不深入生产问题，只讨论分配问题，是一件殊为奇怪的事。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不同生产方式生产出的产品，可能产生不同的福利效果。比如大批量生产出的大路货，与手工定制的唯一一份产品，给人带来快乐感是不同的。这种局限性，就是福利经济学缺乏独立的微观基础。具体来说，初次分配理论缺乏资源配置根基，只能借助再分配理论，绕道宏观经济去解决。这造成福利经济学上的生产与分配、资源配置与利益关系的外在脱节。
实际上，分配也有效用与价值之分。后现代观点认为，分配问题不是孤立的分配问题，它植根于生产问题和资源配置之中，必须从实践的观点将自由（自由意志，所谓“道德”）—生产方式（资源配置方式）—分配（包括生活方式）一体化考虑。分配问题如果脱离生产问题（包括生产方式问题）作为基础，就会滑向主观意志，违背自然历史过程的客观性。在后现代视角中，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是一体的。所以后现代学者都特别注意对生活方式（包括日常生活）的研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反对脱离生产方式谈分配问题。
以提勃尔·西托夫斯基《无快乐的经济》为代表的幸福经济学注意到福利经济学的这一空白地带。西托夫斯基抓住新奇性（这是品种经济性的福利映射）不能由效率解释这一点，穷追不舍。终于发现了规模经济的福利悖论。
在“规模生产出了什么问题”这一章里，西托夫斯基提出了规模经济的福利悖论：“由于我们的技术创新，我们已经极大地提高了劳动力在生产舒适时的有效性。但是，由于新奇性和它的刺激性主要来源是想象力，而我们还无法提高人们的想象力在创造新奇性时的有效性。因此提高了的想象力成本会提高新奇性的价格，而生产率的提高却补偿了普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因而舒适的价格并没有升高。新奇性的相对价格的升高压缩了它的供给，并对它的提供者造成冲击--艺术家、娱乐业人士和其他同类人士。我们必须在降低他们的收入和降低他们的数量之间，进行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