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对福利论来说，这意味着一元化的有钱意义上的福利“烟消云散”为多元化的幸福意义上的福利。
当坚固的世贸大厦在恐怖主义分子的一击之下烟消云散后，美国人的有钱再也不是快乐的有效保障了。恐怖主义不能降低美国的总效用，却可以降低美国的总福利。
在互联网上，中国、印度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在没钱的状态下，不分日夜地享受游戏的快乐。
日本兴起了继明治维新之后又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将国民酷总值--福利碎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
在后现代状态中，福利多元化为碎片。
后现代主义让我们发现，还可以思考“让世界恢复坚固”的反问题：网络中的个性化何以可能？具体来说，多元化、碎片化的福利何以可能？
互联网实践中的福利问题
迪努、毕山诺、若季妮的多元价值选择
安娜帕娜想用同一笔钱，雇用三个失业工人中的一个。雇用哪一个，才能让这笔钱对穷人帮助最大呢？迪努最穷，看来应该雇他，才能让这笔钱用得其所。但是，毕山诺最近才从小康坠入困顿，而另外两人一直受穷，因此毕山诺是三人中最不快乐的。雇毕山诺所能增加的快乐值在三人中最大。不过，若季妮患有慢性病，如果雇她，这笔钱所能提高的生活质量在三人中最高。到底应该雇谁呢？
阿马蒂亚·森讲的这个故事，让我上了三次当。每一次，我都觉得应马上作出决定；但每一次，又发觉后面的情况更加值得考虑。
安娜帕娜面对的问题，叫做“可能世界”的问题。理论上用“可能世界”这个术语，表述伦理问题与实践问题。还有，它属于后现代问题。后现代伦理或后现代道德的特点是，当可能世界遇上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时，选择答案可以是多元化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娜帕娜的问题与互联网经济面临的问题可以视为同一个问题。要问的都是：我们作出的经济选择，放在日常生活语境中看，怎样才算“好”的。由此推论出福利经济学中争论的“一元是否等于一元”的问题。阿马蒂亚·森与黄有光在此问题上针锋相对。
从感受来说，同一元钱给每个人带来的快乐，确实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从每一元钱的量上看不出来，主要与质有关。不同的品种，具有不同的质。钱的不同利用，可能带来不同的生活质量。
在安娜帕娜的例子中，效用值是唯一的，雇人的钱是同一笔钱，同一个数；但价值是多元的，同一笔钱有实现三种价值的“能力”，平等主义的价值（迪努）、古典功利主义的价值（毕山诺）和生活质量的价值（若季妮）。而三种价值是异质的、相对的，难以通约和比较。
那什么叫“好”的呢？“好”（善）是伦理学的核心价值。上述选择可以说都符合“好”的标准，同等地看待它们，显示出价值上的“相对主义”。
显然，这没有那么可怕。对于互联网来说，这种多元选择，可以说将司空见惯、无处不在。俗话说得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传统经济学只考虑中间结果，不考虑最终结果，所以认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根本不是经济问题，或归于心理学，或归于伦理学。但后现代主义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把真实世界中的最终结果（幸福或正义），而不是中间结果（如效用）作为经济学的核心。这样，分歧就不可避免。
互联网站在哪一边呢？因为它必须向个性化方向发展，向精神文化体验方向发展，所以，它只能投后现代主义一票，否则它在经济实践中就会赔惨了。比如，为什么《传奇》好，世嘉的网游在中国就吃不开？没什么好讲的，人心就像东南西北风，非要纳入经济人理性的模子就脱离了真实世界。
这些道理，看起来不过是常识，但新古典经济学就是不屑于把它纳入经济学。互联网经济只有求助于阿马蒂亚·森和卡尼曼这样具有前卫意识的“伦理—心理”型经济学家，才能把这些现象纳入规律研究。
要想深入了解这种情境，请参见博尔赫斯的小说《小径分叉的花园》。
利用计算机提高创造新奇事物的能力
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带来一个突出的新现象。用西托夫斯基的话说：“和人脑相比，计算机技术更适合于制造有限度的新奇性，它们干得更快，干的量更大。计算机可能成为艺术家们提高产量的一个有效工具。”亚伯拉罕·莫里斯就呼吁采用计算机技术，以提高艺术家创造新奇事物的生产率。
新奇性，是我们所说的品种经济性的另外一种说法。品种经济性是相对于生产者说的，新奇性是品种多样化带给用户的体验和福利。二者是从不同角度说的，但反映的是一回事。
与新奇性相对的是单调性。单调性是大规模生产的机械性带来的痼疾。个性化，或用户选择的多样性，要求产品克服单调性，而具有新奇性。
新奇性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信息的异质性，即某感觉所包含的信息量和新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