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是另一个方向，用我们的术语说，它相当于从K域中元素的交互作用（所谓博弈）开始，一次性博弈（交互）构成的是离散状态（K域，排除K'域与X）下的任意选择（机会主义）；有限重复博弈形成关于共同知识的有限记忆，并产生有限的合作行为，而构成有限理性状态（K'域）；无限重复博弈相当于博弈论的新古典化，共同知识上升到理性高度。
行为经济学的制度理论，如阿兰·斯密德的《制度与行为经济学》，为制度理论提供了基于有限理性的微观基础。由于我们把有限理性界定为建设性后现代，演化经济学、博弈论和行为经济学都多多少少具有后现代的特点，但它们与感性、理性的距离是不一样的。博弈论正在滑向新古典的老路，而行为经济学的制度理论，在微观基础上最接近解构的后现代主义。
阿兰·斯密德的《制度与行为经济学》
阿兰·斯密德所说的制度，是可选择的制度。用我们的话说，不是X点上的最优规则，而是K域多种元素中可选择的规则。每个元素都是一种可选择的方案。制度好不好，要视K集合中作为参照点的元素而定。他赞同卡尼曼的说法：“卡尼曼断定不存在普遍的偏好次序，制度是参照点的来源之一。”“制度能够影响被看做是参照点的行为，这些行为是根据默认选择权指定的。”从价值论上说，之所以这样，正如拉宾所言：“大多数事实表明，通常人们对他们的当前状态如何不同于某种参照水平比对该状态的绝对特征更敏感。”这是价值不同于效用的另一种说法。
基于这种立场，阿兰·斯密德提出了一个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制度分析框架，它包含三个模块：状态、结构与绩效。
采用图的形式表现为：
状态→制度结构→绩效
它近似于我们公理模型中的K域、K'域和X点。所不同的在于他说的绩效未必是理性最优的，但却是有限理性框架输出的真实结果。
根据阿兰·斯密德的解释，制度变量的状态是指“与制度变量相互影响的一系列自变量中包含的制约人们相互依赖性的环境的那些方面”，制度变量的结构“将这种相互依赖性分类排序”，结构“影响其结果或‘绩效’”。
在后现代经济学中，公理系统、价值模型与制度模型是同构的。阿兰·斯密德的制度分析框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萨缪·鲍尔斯的《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
萨缪·鲍尔斯的《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是制度经济学范式转移的代表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萨缪·鲍尔斯有意识地从范式转移的高度系统地阐释了基于有限理性的制度理念。
萨缪·鲍尔斯思考得比阿兰·斯密德更加深入，对现代经济学（他称之为“瓦尔拉斯范式”，以指代新古典范式）的前提假设进行了扬弃，并出于“对标准假设的普适性产生怀疑”，而向“异常”的方向主动偏离。美国经济学会对异常有个定义：“如果一个经验结果难以‘理性化’或需要一些难以置信的假设才能在模型中加以解释，那么这个结果就被称为异常。”从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鲍尔斯实际在把问题域从新古典的X轨迹移向了建设性后现代的K'区间。像特韦尔斯基否定现代经济学的三个前提一样，鲍尔斯也从三个方面入手重新阐释经济学范式。
鲍尔斯解释说：“在放宽的瓦尔拉斯假设条件下，考虑非契约性社会交易、适应性利他行为和一般性收益递增将需要一个新方法，该方法和常用的瓦尔拉斯模型相比，应该是有更多经验支持、更少推理的。”
鲍尔斯制度理论的第一个后现代性的前提假设，是“非契约性社会交往”，它针对的是原子论的以个人为单位的连续假设。个人与个性化不同，就在于个人是同质的，个性化是导质的。他声明，“我所倡导的经济模型试图研究非契约性社会交易问题，其中参与交易的个体行为是异质的和易变的”。
我们前面提到象征交换，象征就是非契约性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渗透。“嵌入”这个概念（经济嵌入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非契约性社会交往关系。后现代中的“内爆”这个概念，也强调打破界限的融合，社会资本也是这样。可见，非契约性社会交往是一个概括力很强，非常重要的前提性假设。
鲍尔斯认为，契约性社会交往“仅仅是一种例外”，而非契约性交往则“广泛存在”。这清楚地解释了后现代经济与现代经济之间一般与特例的关系。X点是“特例”，而K集合才是常态。他进一步解释说：“如果许多经济交往并不是由合同来治理的，那么又是由什么来治理呢？答案是交往的非契约面由规范和权力来共同治理。”
鲍尔斯制度理论的第二个后现代性的前提假设，是“适应性的利他的行为”，它针对的是反网络的个人自利假定。现代经济学的自利假说，固然不能理解为自私，但理解为在网络和节点之间更加强调节点，由节点推论网络是没有错的。关于“异常”的经济学，总喜欢谈论“利他”这个字眼。似乎利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