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的对立面，这是不确切的。其实从后现代观点看，说网络比说利他更为准确。因为利他仍然是从节点的角度看问题，只不过是从节点中的他者的角度反观自身，缺乏交互的意思。这与斯密讨论同情的传统可能有关。哈贝马斯说主体间性，比自利、利他这类说法有所进步，开始把聚焦点从节点，转移到节点与节点之间的关系。社会资本则直接把关系作为论说主体，而把关系网络中的节点，放在了下一个层面，这比较接近网络的概念。
鲍尔斯制度理论的第三个后现代性的前提假设，是“一般性收益递增”。他说：“我使用一般性收益递增来代替规模收益递增。制度协同会产生一般性收益递增。”我们前面曾谈过与规模报酬递增相对的范围报酬递增，应该注意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在我们看来，范围报酬递增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可以区分有机协调与无机协调的不同。规模报酬递增只能说明无机协调，却不能说明有机协调。有机协调会产生正反馈中结构扁平化而品种经济的效果。
鲍尔斯指出：“经济和其他社会交往经常导致冈纳·缪尔达尔定义的‘累积因素’，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正反馈’，正反馈包括生产的规模经济，但这个概念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它泛指以下情形：如果一定数目的人采取同样的行动，那么采取该行动的收益会递增。”值得注意的是，鲍尔斯认为规模经济只是正反馈的一个子集，他提出一般性收益递增，正是为了“将大量的正反馈情形与其子集（生产的规模经济）相区别”。
从后现代经济的基本范式来看，鲍尔斯的制度理论在其前提假设中，实际触及的是互联网与后现代经济对应的两个基本点：一是个性化范式，二是有机化范式。前者表现在他对于异质性的强调上，主张“非契约”；后者表现在他对利他与一般收益递增的强调上，一方面突出了有机性的网络性，如“利他”，一方面突出了有机性的效能性，即超越于规模经济的正反馈性质。
关于制度本身，鲍尔斯认为，“制度概念是赋予群体成员的社会交往以稳定结构的法律、非正式规则和习俗”。强调参与人与制度互动，共同演化。
鲍尔斯并未声言自己具有后现代立场，他处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中途。我们关注他主要是看重他对标准立场的系统偏离。
后现代机制设计
机制设计方向的研究获得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引起人们对机制设计理论的热切兴趣。赫维茨、马斯金、迈尔森三位获奖者的理论，只是机制设计理论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注重了从传统工业化角度的介绍，忽视了从前沿角度的思考；众人普遍强调机制理论所长，却在回避它不能做什么；等等。
机制设计理论的所长、所短
机制设计，类似软件中的程序设计。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设计系统的关系、结构使系统可以按照预定目标运转。
社会作为有机体，可不可以进行设计？这是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问题。机制设计理论认为是可以设计的。就这一理论本身，这个取向不是问题；但应用这个理论，却要小心它的前提假设。
从机制问题内部来看，“没有多坏的个体，只有不好的机制”。委托—代理中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机制问题，常常是机制不良的症结。中国农村改革成功，可以说有赖于这方面的机制设计。
但机制设计理论的风险也相当大。
首先，人为设计机制，还是让机制演进生成，这是两难选择。历史上有多次人为设计失败造成社会灾难的教训，如纳粹、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等。赫维茨当初创建机制设计理论的初衷是，回应哈耶克与兰格关于市场与计划之争，它把信息和激励当做机制问题的核心。但如果过分迷信机制设计，加上以为计算机可以解决所有信息问题，就有可能陷入“有了计算机就可以恢复计划经济”等迷思，偏离赫维茨的初衷。
其次，制度可不可以移植，也是机制问题的两难选择。马斯金1978年证明，如果某一方案在一种环境中是可取的社会选择，而在另一环境中如果为人们所偏好，也应该成为社会选择。可获奖者自己的实践就没有完全支持这一点。近些年来，迈尔森把机制设计目光转向了如何重建伊拉克政府，但在美国可取的社会选择在伊拉克却行不通。因为即使系统可以移植，环境却难以移植。美国牛仔的土壤与伊斯兰的土壤，土质相差太大。有的花看着好看，要种下去，是另一回事。
在接受诺贝尔奖网站采访时，马斯金认为，机制设计原理的应用，到目前为止最令人激动的是对国有资产的拍卖。他说，在很多国家，将政府手中的资产拍卖给私人，是为了更有效率地使用资产，这就需要应用机制设计来设计完善的拍卖机制。这一点要用在中国，恐怕要考虑的因素远不像马斯金说的效率一个因素那么简单，美国新公共行政学派考虑得比他全面。
只有机制设计与环境匹配结合起来，静态设计与演进学习结合起来，才能避免片面性。
从转型的观点看机制设计
就机制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