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默尔对想象给予了异乎寻常的强调。这里的想象，我们应理解为多元创新。正如他在解释主旨时所说的：“我们将明白，后现代性强调的是多元创新的重要性，并在根本上是要发展这一多元论的观点。”在形式上，法默尔强调想象，是把它当做理性化的反义词，“想象侵蚀了韦伯的理性主义官僚制的核心。”“想象意指对韦伯所认识的现代性的首要特征的背离，即是对理性化的背离”。
法默尔所用的想象一词并不准确，应该当做“创新”的隐喻来理解。“它被认为是后现代性的普遍力量”，正如他自己所说，“对想象的这一理解在公共行政领域的本质和含义，我们该怎么看？从一个否定的角度看，想象是一种行政精神，一种不依赖于规则的制定和程序的执行（如同在现代性中）的行政精神”。法默尔通过想象，想否定的是理性的行政表现：制定规则和执行程序。这就回到了绩效的主题上，规则和程序方面的能力显然不是考核后现代公共行政的绩效目标，相反，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才是它所优先追求的绩效目标。
通过想象这个概念，“这种形象化也意味着向偏离马克斯·韦伯所思考的理性主义官僚制结构模型的核心特征迈出了一步，也意味着向偏离被视作由规则捆绑在一起的理性组织的官僚制迈出了一步”。规则是官僚制的首要特征。按照韦伯的思想，规则便于我们以标准化和平等的方式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若是把每个顾客都看做独一无二的个体，就不可能有这些便利。
解构：效率作为绩效目标的局限
“解构”这个主题词几乎是后现代主义的同义语，然而在后现代公共行政的意义上，它是什么意思呢？法默尔想表示的是对于官僚制的解构。这种解构，是为了对意义去蔽。后现代主义关注的不是规则本身，而是背后的意义。“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意义完全是在语言内部被决定的”。也就是说，意义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光是科学现象。后现代公共行政，必须秉承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一贯理念，实现科学与人文结合，消除其二元对立。表现在绩效目标上，“在后现代性中，人们对效率重新进行了评价”。
法默尔主张，“不应把效率仅仅解释为一个直截了当的公式或投入产出比”，“效率只能依据目标，依据参照框架来衡量”。效率不能包容文化的维度，不能包容利益分配的维度；而文化和利益都是与意义直接相关的。针对美国政府改革和电子政务中的民营化问题，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观点与新公共行政学派的观点一样，都指出其将公民降格为顾客这一弱点，而主张从更为平衡的观点来审视政务绩效，将公共产品的经济属性和社会、文化属性统一起来。相比之下，新公共行政学派更多强调从公民政治权益的角度强调对效率标准的补充，而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除此之外，更多从多元化的文化价值标准对效率标准进行修正，因而其绩效标准也更趋于多元化。
非地域化：基于语境的评价标准
非地域化（或非领地化）是法默尔强调的第三个基本方面。它的意思是使公共行政从过度专业化、形式化（领地化）中解放出来，更加关注事物的意义本身，而非意义的各种中间形式和形态。这与后现代的“回到事物本身”的宗旨是一致的。法默尔指出：“在后现代性中，所有的知识和组织方面都被非地域化了。这一情形在公共行政和其他学科中也都同样适用。那被强加于我们的认识的诸多假设的格式或语码都要被移除。”他认为，“所有的编码都是对思维的限定”，“非地域化就是解语码化和解放”。他的意思是组织结构、知识体系和学科理论这些中间形态的“语码”，都要还原到自然语境上来。“理由就是：我们认为‘现实是一个整体，不能脱离其语境来理解’”。他又从三个具体的方面解释了非地域化问题。
公共组织结构是法默尔解释的第一个方面。组织结构从本质上来说，与规则和程序同属理性层面。从演进的观点看，一旦形式化和固化，都会出现不能灵活响应的制度上的缺陷。基于语境观察后现代公共组织，必须能有效地解决这样的问题。“组织可能是无政府状态，但它们是被组织为无政府状态的”。意思是说，后现代组织结构的自组织、自适应，表面上看像是回到了传统的无政府状态，实际上不是无政府，而是自组织。库克提出了“反组织”的概念，包括去中心化的自主性、策略联盟、可编程的装配线、有远见的合作等四个方面的特征。
相应的绩效评估标准，显然就不能把组织结构的稳定绝对化，而要充分评估组织的自组织、自适应能力。
公共行政结构是法默尔解释的第二个方面。他说：“公共行政的结构随着学科与分支之间的围墙的倒塌而倒塌。这一组织变化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树状模式与根茎模式的比较??可以看到。”现代主义按照层级结构来组织知识体系，“按层级把知识划分为各个分支和亚分支”；而“根茎模式则把信息非中心化，摧毁了根源，生产多样化的差异”。
按照我们的比较简易的理解，分布式模式（即所谓根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