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中的后现代制度分析
在制度理论中，专业经济学中解构的后现代思想还比较少见，但以有限理性为标志的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却比较常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政治学、法律学中关于制度的解构理论比较发达，与后现代哲学的进展是平行的。与后现代哲学中先有解构的后现代，后有建设性后现代不同，经济学理论中是先有建设性的后现代，其特点是脱胎于理性学说，带有理性主义的某些色彩。
制度分析：决策成本高于交易成本
工业化时代的传统经济学，由于其天生的反信息化性质，除了价值论上的大漏洞外，在制度理论上暴露的漏洞，随着信息经济的发展也越来越大。
新古典主义的反后现代性质不用说了，它假定人们拥有完全信息，这种信息价值取消论在信息时代的有害性人尽皆知。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交易费用理论，是一个巨大进步。但在以往的新制度经济学中，信息成本没有独立于交易费用，而是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交易费用，这一点现在看来也过时了。
即使是搞后现代研究的人，也未必认识到将信息成本从交易费用中完全独立出来的意义。这直接影响到对后现代的社会经济作用的认识。例如，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后现代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有利于社会化（实质是工业化）。但是，后现代更大的作用在于降低决策成本，从而有利个性化和人性化。这后一方面强调的人就不多了，而感性选择的制度意义恰好在这里。
被人们广泛误解的注意力经济，实际是一种通过感性选择节省决策成本的制度安排。这一点赫伯特·西蒙认识得很清楚，他在批判经济人的最优选择时指出，“感知的世界只是对纷繁复杂的真实世界的极度简化模型”，“管理人只考虑少数几个最攸关也最关键的情境要素，其实在这方面，所有人都是这样。特别是，他们一次只能处理一个或少数几个问题，因为注意力存在限制，所以他们不可能一下子就注意到一切”。这实际上就把感性选择的制度意义点明了。感性选择的制度作用，就是节省决策成本。对此，卿志琼、陈国富的《心智成本理论：一个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框架》可以参考。
如果说工业化的主要成本在于交易费用，后现代的主要成本就在于决策费用。交易费用是资产配置的成本，是第二次浪潮的成本；决策成本是信息（知识）配置的成本，是第三次浪潮的成本。如果说工业化制度经济学的本质在于设计节省交易费用的制度，后现代制度经济学的本质就在于设计节省决策费用的制度。工业化经济学有科斯，纠正不计工业化成本的斯密；后现代还没有一个成熟的制度经济学设计者，提出和解决决策费用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感性选择理论，就具有这种制度理论替代品的作用。可以说，行为经济学，特别是其中的前景理论，我认为是后现代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其信息决策理论的精华在于，它像科斯揭示了科层结构对节省社会化交易费用的作用一样，成功揭示了感性选择对节省个性化决策费用中的作用。可惜的是，卡尼曼没有继续深化这个主题，围绕感性选择进行制度设计。他没有看出，网络结构、虚拟企业、响应型政府、学习型组织，正是他提出的作为感性选择基础的心理框架的“制度框架”。
如果把卡尼曼理论比作后现代的科斯理论，用决策成本概念替代交易费用概念，前景理论相当于是在讲述这样的“故事”：新古典主义的理性选择只考虑了理性选择的收益，没考虑理性选择的决策成本。在面对信息不确定性时，情感、冲动、直觉、经验和惯例等非理性因素反而可以节省决策成本。感性选择策略可能因与事实不符而导致错误的决策，但它能让行为主体有效地加工信息和作出判断。它可能把偏见带入认知过程，也可能会修正认知偏见。
我们可以得出的推论则是：当修正偏见需要耗费大量的信息资源时，由于现有制度设计不适应知识经济，偏见往往被保留，只有当偏见给决策者带来重大的损失时，决策者才会修正偏见。这种现状反映了工业化组织制度，相对于信息和知识资源利用???说，是一种低效率制度--无论它在节省交易费用方面的制度设计如何有效。重要的问题在于围绕信息决策重新设计制度，使制度更加具有“学习”的特性。
建设性后现代的制度理论：演进、行为与博弈
随着演化经济学的兴起，特别是演化理论与行为经济学的结合，现代经济学的制度理论被打开了缺口，形成了一系列基于有限理性的制度理论。
演化经济学视制度均衡（制度的理性）为一种极限状态（X点），认为制度是从经验行为（K域元素）中经过文化、惯习（K'域）框架的积淀演进生成的；制度可以趋向理性，但永远达不到绝对的理性（一旦达到就意味着演进的终止和制度的僵化），就像由一个数列可以积淀在函数中无限接近极限值，但永远无法达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