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通过以公民为中心的公共行政结构实现的。由于公民天然的分布式特征，决定了体制结构的后现代特点。而它所解构的现代性公共行政结构，显然是以政府为中心建设起来的，它的组织结构与知识结构一样，都是一种分层的树状结构。法默尔在这里解释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认为“非地域化不会导致统一知识的复活”。意思是说，网络化的集中，不会带来公共行政的集中模式；这种技术上的集中，只能导致公共行政应用的分散。
这种趋势带来绩效评价上的一个难题：电子政务规划好，还是自发好？按照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答案应当是在进入后现代阶段之前，以树状模式为好；而进入后现代阶段，则以根茎模式为好。
公共行政理论融合是法默尔解释的第三个方面。他认为，“在后现代性中，公共行政理论若继续维系目前的状态，必定要走向凋谢”。出路就是通过“内爆”，也就是学科融合的方式，恢复公共行政理论的活力。法默尔特别提及，“批判是一种评价的态度”，“主体有权以此借助‘一种自觉的不服从、有意识的不服从的艺术’来发现真理”。
他在性：“反行政”评价
法默尔提出的第四个基本方面，是他在性。它主要涉及后现代公共行政的伦理标准。法默尔说：“后现代对待公共行政的伦理态度的批判性含义在‘反行政’的口号中有简洁的体现。就是说，后现代的伦理态度意味着，任何行政活动都应是其计划的实施，但必须以这样一种精神来实施，在那里，行政能力同时要用来否定行政—官僚的权力。”
反行政，意味着对工业化行政标准的彻底颠覆。反行政是没有官僚的行政，是一种让官僚的权力还政于民的行政，也是一种无为而治的行政。它具体包括四点内容，法默尔分别阐释如下：
第一，向他者开放意味着公共行政的建构和实施的原则是反权威主义，还意味着鼓励以服务为主的态度。这一态度意味着行政管理应力图使其所有的决策向共同体开放，不应把官僚文本的玩意儿强加于他人。它还意味着需要一种实质的无政府主义，后者是伴随着以地方共同体的方式来行动的微观政治的发展而形成的。
第二，是对差异性的偏爱和承认没有优先的意义存在。公共行政的实施应力图避免各就各位和类型化。
第三，是反对元叙事。就行政管理者是元叙事和不切实际的基础的解构者而言，反对元叙事意味着反行政。
第四，是颠覆已有的建制的紧迫性。绝大多数行政本质上是拥护行政建制的。法默尔讨论了实施一种反建制的行政管理方法的可行性。
后现代公共行政目前还在发展中，人们的看法的不尽一致，其中也不乏批评之声。这种批评中一个关键问题是，把后现代公共行政当做对现代性理论的一个根本否定，而不是扬弃。这提醒人们，如果后现代主义只是一味解构和否定，而不是积极吸收现代主义的优良方面，建设性地推进现代化，它就可能变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
马克斯·布瓦索：《信息空间--认识组织、制度和文化的一种框架》，12～1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
对于品种来说，布瓦索意义上的“具体”是指保存了产品的异质性、具体价值，这通常呈现为品种多样化；“抽象”是指产品的同质化，大规模无个性的生产，通常呈现为无个性的生产。
布瓦索本人可能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表现在他虽然重视价值的扩散、未扩散，抽象与具体间的价值循环，但并没有真正把K域作为价值运动的方向。
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同上书，50页。
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4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22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同上书，238页。
同上书，218～219页。
同上书，237页。
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22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同上书，263页。
同上书，265页。
同上书，302页。
同上书，286页。
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29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同上书，289页。
同上书，293～294页。
同上书，294页。
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30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同上书，300页。
同上书，309页。
同上书，3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