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当人类实现工业化以后，这个命题就会成为反信息化命题，成为阻碍历史进一步前进的命题。
感性选择指向价值最大化。价值最大化，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必然导向感性选择。不以人为本，表现为以抽象的生产反对具体的人。比如，片面追求效用最大化，片面追求有钱，片面追求GDP增长，而忽视人的价值、人的快乐、人的幸福。
从这个意义上说，感性选择不光是一种方法选择，更是一种价值选择。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各为其主”，价值论基础就不一样。
卡尼曼《回到边沁》
针对工业化经济学这个最大的“蛀牙”，即效用与快乐的倒错，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的卡尼曼鲜明地提出“回到边沁”的主张。如果说马歇尔代表的是经济学的第一次现代化，即现代性意义上的现代化；卡尼曼代表的则是经济学的第二次现代化，即后现代性意义上的现代化。
卡尼曼区分了两种意义的效用定义：“效用概念在其产生以来的长期历史中，承载着两种不同的含义。在边沁（1789年）的用法中，效用是指对于快乐和痛苦的体验，它是‘至高无上的君主’，‘指出我们应当做什么，以及决定我们将会做什么’。然而在现代决策研究中，产出的效用是指决策的权重。效用从观察者的选择中推论而出，而且选择可以依照次序解释。”
在《回到边沁》一文中，卡尼曼开宗明义地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效用。一种是自马歇尔以来作为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价值基础的效用，即现在主流经济学定义的效用，包括基数效用与序数效用；一种是边沁原义上的效用，即反映快乐和痛苦的效用。卡尼曼把后者称为体验效用，并把这种效用作为新经济学的价值基础。这是经济学20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价值转向。如果说斯密相当于经济学中的“牛顿”，卡尼曼则相当于经济学中的“爱因斯坦”。
卡尼曼获得诺贝尔奖反映了经济学响应后现代转型，早已暗流涌动。
“回到边沁”的本质：异化与复归之争
用什么做理论的价值基础，这是社会转型期经济学理论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卡尼曼的“回到边沁”，实际上把问题挑明。快乐与效用（或按卡尼曼说的边沁体验效用与马歇尔决策效用）的区别，从哲学高度说是目的与手段的区别。两种价值观的区别在于：以人为本的观点强调以人为目的，以效用为手段；西方主流经济学强调以效用为目的，以人为手段。
以人为目的，以效用为手段，是经济学中后现代转向最鲜明的特征。历史上第一个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
《手稿》的中心思想是，指出资本主义（相当于我们语境中的“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在于“异化”，而未来社会（相当于我们语境中的“后现代性”）的根本前途在于“复归”。“异化”是采用德国理论界当时流行的用语，“异化—复归”是一个类似“失乐园—复乐园”隐喻的西方思想范式。异化指人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对立，《手稿》中具体指资本主义把人的手段当做了人的目的；复归指人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和谐，《手稿》中具体指未来理想社会要实现人的手段向人的目的的复归，即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对边沁的“快乐”（幸福）的一个更具历史性的概括。为人民“谋幸福”的说法，理论源泉就在这里。如今，“谋幸福”的技术计量问题正在解决，快乐与国民幸福总值的度量都有了突破性进展。
值得高度注意的是，斯密与马克思都把人的目的状态，与“美”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不是偶然的，它说明：第一，经典作家的视野超越手段性的效用，共同关注工具理性所满足的最终目的，他们共同把美和人的目的性联系在一起；第二，将美内在地与经济联系，说明经典作家高度关注人的目的性的感性特征。尤其对于马克思来说，这种感性是超越于理性工具价值之上的感性。我们称之为超感性，它与体验是相通的。在马克思那里，当美和人的目的性相联系时，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感性，不是农业社会那种经验式的感性，而是扬弃（否定之否定）工业社会工具理性价值后，在更高意义上进入的感性状态。理性存在于必然王国，理性加感性形成的超感性存在于自由王国。如此，则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就不光是一种理性状态，而是具有超感性特征的自由状态。
在卡尼曼的理论中，有非常明确的意识，表明体验这种感性不是经验的感性，而是超经验的感性。超验中的理性，主要体现在“回忆”这个关键概念中。这个概念与李泽厚发明的“积淀”概念是共通的。柏拉图以降的西方思想家，在谈到“美”的时候总是把回忆当做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以避免将美感混同于经验，人的理性就以回忆的方式积淀或“存盘”在人性之中。卡尼曼认为，体验效用（也就是边沁所说的快乐）是由当下效用与回忆效用共同构成的。这意味着，仅有当下效用，体验就成了经验；仅有回忆效用，体验就会混同于马歇尔那种理性的效用。只有两者相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