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以上证伪，特韦尔斯基把矛头指向现代经济学的核心范式--理性最优化（他称之为“标准化模型”）：“人们通常不是将预先计算好的选择序列最优化，而是根据可得到的选择项来构造他们的选择，结果所提供集合中的变化生成了不符合简单最优化的决策。标准化模型的系统性失灵，我认为与其说是因为它的复杂性，倒不如说是因为这样的事实：人们有时并没有明确的选择偏好，从而他们要借助前后关系去确定什么看起来是‘最好的买卖’。当某些规范化模型要求大量的记忆和复杂的运算时，在当前前后关系中效用最优化的应用却只要求一个选项的排序。很难去构思一个更简单的模型；任何有关此类决策的描述性模型相比之下都相当复杂。”
这是关于图1-3的一个很好的说明：效用最优化“只要求一个选项的排序”，这就是X点及其轨迹；后现代经济的重心在K集合这个“所提供集合”，其中的多元化的元素就是“可得到的选择项”，其变化“生成了不符合简单最优化的决策”。
感性选择是由感觉、知觉等感性思维主导的选择行为，理性选择则是由分析演绎和逻辑推理等理性思维主导的选择行为。感性选择与理性选择不是完全对立的，理性选择要有经验作为基础，感性选择需要一定的理性机制作为中介保障。感性选择的基本机理，是当下感觉与框架的综合。框架在图1-3中相当于K'区的位置，框架相当于经验的积累与升华（所以同回忆密切相关）。它的作用是纠正当下感觉的片面性\/主观性，而当下感觉的作用是纠正理性的种种脱离实际。两者结合，人的决策就既避免了经验主义，又避免了教条主义。这个框架功能相当于理性，也可以成为理性框架，但最主要的是它也可以不是理性的。
拿破仑的决策就体现了感性选择的共同特点：都是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决策，都善于依靠直觉来减少决策成本。克劳塞维茨在总结拿破仑的经验写成的《战争论》中，将前者形象地称为“战争的迷雾”：“所有行动都必须在模糊未明的情况下规划”；而把后者称为瞬间洞察。后人将克劳塞维茨对感性选择的归纳概括为“专家直觉”。
拿破仑一生靠直觉进行决策，从不进行理性选择，但决策成功率与理性选择型的名将比还略占上风。据《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分析，拿破仑的直觉，用今天的话说，既非经验，更非理性，而是典型的感性选择。这种决策的优点是，可以在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以最低的成本进行收益最大化的决策。拿破仑的感性决策框架--保证他的当下经验不违背理性，但又不借助理性形式--来源于他早期学习的80个最优战役（其中包含数百个战斗）。除此以外，他的知识几乎是空白。在实战决策中，他将当下经验情况与人类历史最优决策经历进行融会贯通，提高了成功率。
在信息过剩条件下，如何穿透过量信息的迷雾，以最低的决策成本达成高质量决策？感性决策可以实现对理性决策的成本节约。
价值分析：满意高于最佳
用满意原则取代最佳原则，是西蒙最著名的研究成果。但一般人把满意原则理解为一种不如最佳选择的“次佳”选择。只要可能，他们随时准备用最佳选择取代满意选择。在新经济条件下，我们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满意选择高于最佳选择。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有条件按最佳原则进行选择时，我们仍可能按满意原则行事。
最佳原则，实际上是效用最大化原则；满意原则，实际上是价值最大化原则。作为新经济价值论基础的行为经济学，主张“回到边沁”，进行效用与价值的再区分。由此，效用最大化与价值最大化就从工业化时代的同一个问题变成了两个不同的问题。满意的“意”，可以理解为意义、价值，是指目的性价值。满意，就是对意义价值的满足。最典型的就是有钱与快乐的关系。工业化认为，有钱与快乐是一回事，有钱就一定快乐；信息化认为，有钱不等于快乐，快乐高于有钱。反对为生产而生产，要求明确生产目的，并通过信息化，实现信息对称，从而实现目的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意义价值是信息化的问题。这个意义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幸福快乐本身这种内容，二是指生产手段（效用最大化）符合生产目的（快乐最大化）的信息。因此，“有意义的”第一是指能够给人民带来幸福快乐，第二是指生产得不多也不少。相反，最佳原则往往导向的是工具性的最佳，比如效用最大化、最有钱，然而一旦有钱不能带来快乐，最佳就不能让人满意。如此看来，由信息化的信息对称助成的满意要比工业化信息不对称实现的最佳更具有价值优先性。
感性选择的意义，首先要从这个高度来认识。
理性选择指向效用最大化，是具有历史局限性的。它第一不能直接解决生产意义的问题，第二隐含了反信息化的假设，即完全信息假设。按照这个假设，信息是没有价值的，信息对称是无代价的，信息化是没有用的，因为人天然是具有完全信息的。如果说工业化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的假设还有一定的现实性，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