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用价值论的价值重心也在“一”上面。反映在价值与效用的关系上，价值是多（快乐和痛苦的感觉是无法标准化的），而效用（标准）是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或“主观的效用”）与具体价值一样，都拥有“多”的本性；而标准效用与抽象价值一样，都拥有“一”的本性。价格同样反映的是这种同质、无差异、抽象的价值（即效用），以一般等价物的形式表现出来。
意义价值或者说后现代价值，与现代性价值中被过滤的具体价值和主观效用，在“多”这一点上具有同一性，表现为异质、差异、具体的价值；但意义价值的多与具体价值和主观效用的多具有本质的不同。
意义价值与具体价值、主观效用的区别
第一，价值水平不同。具体价值和主观效用是低级的多，是低于抽象价值和标准效用的多，表现为自然性（非社会化）、物性（对象化的自然）意义上的直接的多。例如，使用价值和物质欲望是被社会化否定的价值，只有经过社会化的改造才具有价值。意义价值是高于抽象价值和标准效用的多，表现为抽象价值和标准效用代表的仅仅是工具价值，而意义价值代表的是目的价值。意义价值以社会化价值为基础，但扬弃社会化价值，复归人本身。例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高于人的社会化价值，社会化价值只是通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的桥梁和手段。意义价值使劳动力复归劳动，欲望复归需要。
第二，品种经济性不同。“多”意味着定制与个性化。未经过社会化的具体价值与主观效用，在成本上不具有经济性，在消费上不具有充分的选择余地。意义价值的“多”意味着大规模定制和网络中的个性化，在成本上具有品种经济性，可以为满足社会化的需求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第三，把握方式不同。具体价值和主观效用可以通过经验感知（认知与实践），意义价值只能通过体验感知。经验和体验的主要区别在于理性的有无，经验在理性之前，不包括理性；而体验在理性之后，有可能包含理性（如建设性后现代主张通过本质直观来体验），也可能反对理性（如解构的后现代主张用身体感官来体验）。
第四，价值载体不同。具体价值和主观效用的载体是世界一（物体和人体），意义价值的载体是世界三（信息）。具体价值和主观效用简单系统（系统较低有序化程度）下的多样化，意义价值是复杂系统（系统较高有序化程度）下的多样化。
意义价值与信息价值
意义价值显然不同于信息价值。信息价值本来应指意义价值，但在以现代性为主要特色的信息经济学中，意义已经扭曲为信息产品的价值，重新纳入劳动价值论或效用价值论的分析，比如信息（产品）的使用价值、价值，或信息（产品）的效用。这就彻底脱离了意义价值在“多”意义上的本义，也脱离了“信息”这个词在源头上本来的意义（熵）。因此后现代经济学不采用信息价值这个概念，以免同现代性的信息经济学混淆概念。
意义价值不可通约。这意味着它可以交流，但不可以交换。交流与交换的区别在于，交流之后所有权未发生转移，而交换之后所有权发生转移。意义价值的这种性质是由劳动和需要的性质决定的，不同于劳动力和商品的交换。
意义价值的价格决定机制
意义价值可以转化为交换价值，其实现方式（运用中介的方式）是货币交换和语言交换的结合。
意义价值的具体实现，即转化为交换价值（价格）的过程，通过卡尼曼价值模型（价值是效用相对于参照点的得失）得以解决。
卡尼曼价值模型就相当于“两点定价理论”，也就是双系统理论，又叫“柏拉图模式”。这种模式认为，人类有“理智”和“感性”两架马车，如果说标准效用代表了理智这架马车，价值节点就代表感性这架马车。
这里的“两点”就是“个性化”和“普遍性”相结合，而在此点上人类已有100多年的彷徨：怎么可能有既来自“感性”又是“理性”的事物呢？哈耶克认为，有一种“知识”是自发形成的知识，西蒙称之为“有限理性”；卡尼曼则认为，这个东西在框架中形成，相当于一个框，这个框中包含了理性，但又不是绝对理性。未来的知识结构，不是形成一个不变的知识结论，而是要和当下的“值”反复地进行交换。
在意义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中，品种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以往的定价机制由数量与价格二维组成，意义价值的定价制度是由数量、品种和价格三个维度组成。品种是质而非量，品种的好坏、品质的高低因人而异，要通过语言来确定。将品种量化，将成为广义的质量，即由质转化而来的量。
意义价值的价格决定机制反映到现实中，就是一物多价和一物一价的出现。一物多价中的一物并非最终产品，而是产品模块（半成品），它可以有统一的标准效用，可以是一个价，但最终产品由于是通过产消合一实现的，因此并没有一模一样的最终产品，也不需要进行最终产品的比价，产品最终的个性化、异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