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日本在推进这一计划的时候，动用了充实社会资本、控制外资的辅助政策。这就使得日本国民储蓄很好地转为了投资需求，产业结构随之升级，缩小了工农业剪刀差与各阶层收入差。加上培训人才、振兴科学技术等政策的实施，日本的社会经济氛围实现突破，创新成为日本民众的自发性举动。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必然是个系统性战略规划，涉及行政与经济资源的调整，涉及政府的财税政策与补贴政策，还涉及产业调整，所以必须完备筹划，应时而动。唯有如此，中国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才不至于成为某些权贵集团重新瓜分利益的工具，沦落成进一步加速中国经济畸形化的导火索。这是绝对需要避免的。
资源为王，争夺大宗商品定价权
2000～2009年这刚刚过去的10年，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急速上涨的时期，亦是国际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口中的“黄金18年”的前半部分，在接下来的10年内，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整体趋势将依然保持向上，这轮持续性商品市场牛市将进一步把全球经济带入“资源为王”的时代。
是的，这是一个“资源为王”的时代！
然而，中国却深受商品价格暴涨和高通胀的危害。由于不具备货币的国际话语权，从而不具备国际期货市场定价权的必要条件，中国实体经济在全球产业链上被动挨打，既无法“对冲”外部危机的渗透，更无法让分享中国高溢价的外部经济体承担相应的经济调整风险。如果不能逐渐掌握话语权、定价权，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将无比艰难。
收益别人拿得多，风险自己兜着走。中国买什么，国际市场就涨什么；中国卖什么，国际市场就跌什么，是近年来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尴尬境地。
“资源为王”时代遵循的生存逻辑是：具有强势货币的经济体，将定价权牢牢掌握在手中，更容易以低价获得大量的稀有珍贵资源。而那些货币弱小且资源禀赋不佳的经济体，则只能通过高价获取资源，完全无法掌握资源价格的走势。
中国必须重新定位自己的利益及其实现方式，这已成为再也无法回避的事实。而要想摆脱这种困境，就必须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契机，实现贸易进程向金融进程的升级转换，完成贸易计价、金融计价、金融定价的递进三部曲，即从浅层次的贸易结算工具，递进到国际金融工具和金融投资的计价，再到国际金融商品的定价。
这一过程是极其艰难和漫长的，但至少在接下来的10年，中国必须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上迈出一些坚实的步伐，否则所谓的“中国因素”只会成为国际金融大鳄们猎食中国财富的法宝。
究其根源，因为中国在全球金融资源配置上连发言权都微乎其微，更何来定价权。中国的现状为，一方面，金融市场落后。相对于国际竞争中资产定价权争夺的现状，中国商品期货市场的整体规模明显偏小，结构失衡问题仍较为突出，品种结构简单，品种创新相对不足。中国企业对进口原材料的依存度逐年提高，被人牵着鼻子走，已招致巨大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人民币衍生产品定价权有旁落的风险。发达国家还在抢夺中国的金融衍生产品，期望掌握中国的资产价格主导权。
近几年，国际市场中关于中国金融产品的期货品种不断增加，仅2006年8月至今，境外金融机构就先后创设4项中国金融衍生产品。一旦在境外交易所获得交易者的认同，中国将很难重新夺回价格主导权，国内衍生品市场只能沦为境外的“影子市场”。
目前，中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还十分稚嫩，特别是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很多学者对发展衍生品市场谈虎色变，视期货、期权等复杂的金融工具为洪水猛兽，但是常识也告诉我们，切不可因噎废食。
现在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把衍生产品新品种的开发更好地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相融合，在推进品种创新的同时加强市场风险管理，不断提高市场效率，应对国际定价权争夺。只要做到这些，金融衍生品就并非豺狼虎豹。
一方面，大量完善商品期货交易品种，石油期货等品种需要尽快退出。要想将来在国际资源定价方面起到与国民经济对等的作用，中国必须加快期货市场发展的进程。以钢铁为例，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钢材生产、消费和贸易大国。2008年中国钢材产量为5亿吨，已超过全球产量的1\/3。2009年2月19日，钢材期货上马，通过改变目前的钢材定价机制，形成权威的市场价格信号，为国际铁矿石定价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下一个阶段，在完善相关法规和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应尽快改革期货品种上市机制，放开对上市品种的限制，逐步允许交易所根据市场发展和产业需要自行决定上市新品种。
另一方面，中国衍生品市场要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并不一定遵循“农产品--生产资料--金融资产--期权交易”的顺序发展，而应加快外汇期货市场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搭建广阔的交易平台。
中国外汇期货产品应采取分层次的渐进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