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59个县【市、区】是安徽省大量农民工外出务工的主要地区，若是这些地区的产业转移形成规模，之前必须到江浙和京津等地就业的农民工就可以就近在家乡做同样的工作了。比如，安徽安庆的一些边远乡村距离经济发达的安庆市区和怀宁县城虽然依旧还有三四个小时的车程，但是相对于远赴江浙以及京津来说，在安庆或者怀宁就业与在居住地工作没有实质性差异。这是多数农民工的心声，至少他们可以每个月回家一次了。
令人欣喜的是，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2009年12月底，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率105家央企参加安徽省与中央企业调整结构合作发展会议，签署合作意向180多个项目，涉及总投资额超过6000亿元。其中，央企与徽企签落地合作项目66个，其他大型非央企与徽企签合作项目11个，涉及金额1720多亿。这些资金和项目会在今后几年发挥效力，让更多的安徽农民能够留在安徽省就业。
农民就业本地化应该是个趋势。长期深入中国农村，对中国农村研究保持着高度学术担当的党国英先生，对于这一问题提出的解决之道颇具价值。他认为，“加速这一进程需要一些新的思路，政府可以考虑通过提高城市住房和城市劳动条件【大城市高，其他城市依次递减】，迫使大城市形成较高的劳动雇佣成本，从而迫使目前大城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小城市转移，一方面解决部分农民可在本县或本市就近兼业，同时解决小城市面临的产业空洞化问题。这项改革可以由城市地方政府自主进行，中央政府不必作统一的强制性规定”。
除此之外，党国英先生还对解决农民的土地财产权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证研究。在他看来，“通过这项改革，让进入城市的农民把土地财产权作为一种资源，作为获得城市定居的部分经济保障。而且，这项改革还有利于发展农业的规模经济。接下来，还需要放手调节劳资关系，一视同仁地改善民工的工资待遇和劳动条件。不要害怕中国的产品会失去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中国要发展，总归要靠扩大国内需求，外贸汇票无论有多少，它本身也不是财富。通过这方面的改革，让部分农民工在城市能住得下来，从而变成完全的城市居民”。
任何一项涉及制度的改革，都是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必然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当我们看到中国广大农村的大量土地被撂荒，农民工生活无比艰难，农民工子女从小就缺少父母亲人的照顾的时候，必须对当前的相关制度进行彻底反思。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的转型，更关系到中国农村的下一代将会有一个怎样的未来。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确保农村经济形态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新农村建设”才不至于成为一句口号。
藏富于民方能稳固内需
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中，最为困难的当数消费内需的可持续启动问题。扩大内需虽然已经成为这十几年来中国经济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然而，消费需求却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激发。在社保体系不够健全、居民收入没有实质性改善和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居民消费意愿并没有比10年前提高多少。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藏富于民到了必须为之的时候。与人们的消费行为相联系的是人们的实际支付能力。“如果人们手中确确实实就是没有钱，那么再怎么讲扩大需求也就是一句空话。”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先生用如此平实的语言描述着经济学上的收入消费理论。
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发布的数据，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仍然只有发达国家的2%～3%。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发布的数据，1990～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53.4%降至41.4%，下降了12%，比1978年则下降了21.9个百分点。2009年，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不降反升，最新数据显示，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是8.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是9.8%。过去10年时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以上，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
显然，财政税收的增长速度长时间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这是极其不正常的。长此以往，政府将成为社会财富的“集大成者”，国越富，民越难，民众的不公平感和生活质量不高的感受就越发强烈。
美国《福布斯》杂志曾经宣称中国税负为世界第二，虽然这一说法被很多经济学家驳斥得体无完肤，但是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高达30%左右的事实，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税负并不轻。正如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先生所言：“美国联邦财政收入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但在开支上，美国财政的一多半用于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福利，而中国的财政开支用于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的比例偏低。中国财政从民间杀鸡取卵太多，牺牲太多民间的致富机会。这些年的税收以两倍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速度在增加。”
过去20多年来，伴随着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