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拯救世界经济的过程中，中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中国经济要面对的真正挑战在于自身的结构性改革。
过去十多年，中国依然未能在经济结构改革上有实质性进展，每当经济增速稍微下滑，“保八”压力立马显现，经济结构改革的舆论环境顿时消失，政府只顾总量的调整，对经济结构的改革也就暂时放下，甚至让多年的努力毁于一旦。
2009年中国经济的故事是这一逻辑的最好注释。而当宏观经济形势稍有好转，经济结构改革看起来似乎又没那么迫切的时候，历史又将再次重演。政府若连短期的正常经济减速都不愿意承受，又如何能完成结构转型？这是没有多少人相信中国经济在结构改革上能够发生巨变的主要原因。可以肯定的是，由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的繁荣是不可持续的，这种由投资驱动的增长无疑也是极其低效的。
难道中国经济只是一个大泡沫而已？就像曾通过做空安然获得丰厚利润回报的对冲基金经理吉姆·夏诺斯所言：“中国经济是一个有待戳破的更大泡沫。”
要破解夏诺斯的“魔咒”，中国经济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进行真正的结构转型，而不是通过砸钱来解决问题。
结构化改革迫在眉睫
若想让中国经济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继续维持高质量的增长，走上国强民富的现代化道路，就必须在经济结构方面进行凤凰涅槃式的根本性改革。改革的目标是：【1】必须建立一种以个人消费需求为主而非以政府投资需求为主的经济模式；【2】建立注重劳动密集型行业而非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经济模式；【3】建立一种依赖国内需求而非国外需求的经济模式。虽然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府工作报告都将“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写进文件，但在这方面我们还是说得多，做得少。
本书在第三章已经详细分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畸形程度，在此不再赘述。按照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结构转换的过程，经济增长是主导产业部门依次更替的结果。合理的经济结构能不断把生产要素配置在由技术创新形成的高效率产业上。而持续几十年的过度依赖政府投资和出口、消费需求萎缩导致的最直接后果是：农业不稳、工业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产能过剩十分严重，成本扭曲；国际收支不平衡，贸易增长方式过于粗放。
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唯有通过调整结构，有计划地对资本积累和工业建设作出安排，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使生产要素配置由低效率产业加速向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效率产业转移。
而实现这些转变就需要实施一系列相关改革：
【1】国有资本不可与民争利，平等对待民营资本，向民营资本开放更多的领域，特别是在石油、电信、金融等垄断领域，要给民间资本的进入开辟通道。至少要让更多的以热钱形式存在的民间资本找到“用武之地”，促使国有企业发红利并用这些收益资助公共服务，降低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全民所有制不等于是政府和大资本所有制。这么多年来，国有企业只上缴利润给政府，而中国最广大的老百姓从国有企业的巨额收益中并未得到多少实在的好处。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先生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办法，他认为“一是将国有企业的资产转移到中央银行和相关的民生基金，二是将其转移到资本市场之中”。本书认为，秦晓先生的建议是可行的，如此实施可以让普通民众更多地享受国企的红利。
【2】启动要素价格机制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由于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力、能源和资本等要素的定价长期不够市场化，行政干预色彩非常浓重，扭曲的要素价格严重影响着资源的有效配置。对于人民币汇率这一关系资本价格的重大问题，绝不能犯从短期价格来考量人民币汇率的错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应该是个系统性工程。汇率政策必须与资源价格改革、财政税收政策以及产业升级等问题的解决相配套协调，孤立地处理人民币汇率只会成为日元升值的翻版。
【3】中国政府需要逐步改变角色，不能一直成为市场经济的主导者，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政府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需要大幅度降低，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服务型政府转型，政府所要做的主要是提供公共服务。
【4】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需要提速，让广大居民消费得心安理得。
【5】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必须启动，让老百姓手上有钱方能保证中国经济的内部需求得到彻底激发，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对中国而言，这些事情做起来会遇到很多的阻力，前路荆棘丛生，哪一步走起来都不容易。但是，却不得不前进！
可以说，中国经济能否再保持10～30年的持续性高速增长，进而在共和国建国100周年的时候跃升为国强民富的经济体，完全取决于从中央政府到所有市场主体在内的经济建设者是否能够下大气力摆脱既有的增长路径，实施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