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收入的急速增长，中国很多城市的形象工程、挥霍性工程大量涌现。我们常常能够看到，小城市修建的马路超过百米宽，人口不足5万的城镇，修建的广场却可以站6万人，过大、过豪华的行政中心、商务中心、会展中心越来越多地在一些城市拔地而起。对于政府官员过多地参与形象工程建设，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的质疑很是到位，他认为，“这就必然创造更多的贪污腐败机会，也必然导致更多的地区间、城乡间以及社会群体间的机会不平等。特别是在缺乏实质性权力制约、财政预算过程又不透明的情况下，政府开支的分配不可能做到公平、公正”。
据全国人大代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教授叶青介绍：“2006年预算内的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18.73%，远远高出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以及美国的9.9%。中国的行政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为此，在民间早有人把中国高昂的行政成本，总结成了“三公”的顺口溜，即所谓的“公款出国、公款招待、公务用车”，甚至有学者经过计算后认为，这三者的费用都高达3000亿元。
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人民，但生活得并不富裕，工资水平不高，却供养着数量巨大、办事效率低下且行政费用高昂的公务员群体。随之而生的结果是，虽然30年来经济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是老百姓却无法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或者说虽然有收益但是很少。占据中国人口大半的农民阶层始终被排斥在社保体系以外，虽然近几年社保农村化进程在加速，但是较我们期望达到的目标依然十分遥远。基于此，推进中国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也就恰逢其时。
推进中国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2009年，按照现行汇率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超越日本，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惜的是，日本可以说已是一个国富民富的国家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举超过4万美元，而中国只有区区3000美元，不足日本的10%。国富民穷是当下中国经济的真实写照，也是消费需求难以真正启动的根源所在。
在2010年1月21日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颇为感慨地说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确实在继续扩大，应尽快提高农村打工者的工资。”中国“国富”之后的下一步，自然应该转到“民富”的轨道上来。
中国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继突破1000美元和3000美元之后，长期积累起来的经济社会矛盾开始集中爆发，基尼系数不断飙升，贫富差距成为威胁社会稳定和谐的元素。这些都预示着中国的收入分配机制到了必须进行改革的时候。我们再也不能只注重财富的快速积累，而忽略财富分配。做大蛋糕的同时，设法分好蛋糕一样重要。
我们可以认真研究日本的腾飞之路。20世纪60年代，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美元左右，与今天的中国类似，当时日本经济产能过剩问题十分突出，失业率居高不下，内需难以启动，而同时又面临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急涨和本币升值压力等问题，这就使得日本不得不寻找国强民富的治国之道。
为此，1961年，当时的池田勇人内阁，启动了向消费社会转型，并让日本进入黄金时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一计划的核心内容有五点：【1】充实社会资本；【2】产业结构高度化，提高高生产率部门在产业中的比重；【3】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4】培训人才，振兴科学技术；【5】缓和二重结构，确保社会安定。政府公共开支每年增加25%，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
实施这一计划的最终结果是，日本经济到1967年就提前完成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1968年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直保持到今天。虽然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始终处于“失去的10年”状态，但是其经济韧性和质量却在短短几年内发生了根本性质变。
正如本书一直在阐明的，尽管中国经济的内部需求长期难以启动，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在未来10年加速推进中国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应该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最佳政策，更是走向国强民富的必须路径。虽然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委已经在牵头制订“调节收入分配”的计划，广东省还出台了“工资倍增计划”，但是三四年过去了，至今尚未形成全国性的改革方案。
要提高国民收入，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心态必须摒弃，改变土地财政和与民争利的现状。持续十多年的高房价、高地价，其本质是对普通民众、中产阶级等群体征收隐形税收，已经严重掣肘了消费内需的启动。
在这里，本书不得不再次引用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的观点：“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和国民收入由老百姓掌握，由他们决定怎么花，怎么使用，由此产生的需求结构会更侧重消费品和民生服务品，而看淡工业品。毕竟，如果是我们自己去花钱，首先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