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巨大考验之后，全球几乎所有的主要经济体都意识到，接下来谁能在科技创新和培育新增长点方面占据先机，谁就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因此，各国都在努力寻找推动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2009年11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方面作出了部署，强调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这意味着中央对于接下来10年中国经济必须寻找到新的增长引擎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已经在相关政策方面提前进行谋划。
实际上，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就已着手推进信息通信、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生物产业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据初步估算，到2020年，以上6大新兴产业实现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有可能达到20%左右。如果这一目标能够实现，那么到2020年来临的时候，中国经济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完全是粗放式增长，如此依赖房地产业。
至少，过去10多年以房地产业为经济增长引擎的思路，需要进行彻底纠正，再也不能把中国经济的未来全部投注于无法支撑大国崛起的房地产行业了。
那么，新的增长引擎将会是什么？目前，全世界各种高级别的峰会、论坛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新能源产业，媒体上最时髦的词汇也有很多是和新能源有关的。然而，未来四五年内，更大的可能是全球经济在陷入一片滞胀之后，步履蹒跚地寻找增长的新动力。
滞胀时代艰难寻找新引擎
严格地说，是天量信贷让中国经济实现了V形反转，而不是中国的经济前景和结构出现了明显改善。在没有找到新的增长引擎之前，经济复苏注定是脆弱的。2002～2009年这一轮经济增长的上升周期，依赖的是房地产业，而这一模式走到今天，已经进入“死胡同”，注定是不可持续的，并且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贻害无穷。
从历史经验来看，每次大危机过后，世界各国都不得不面对经济复苏的问题，如何确立能带领经济迅速走出衰退泥淖的支柱性行业成为最关键的因素，当然这也是最费心思的。
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身残志坚的罗斯福总统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凯恩斯理论为指导，以工代赈启动经济。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之后，里根总统则以军工产业为核心，并运用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经济政策，促使美国经济快速走出了滞胀的阴影，并出现巨大的回升。20世纪90年代初，两伊战争拉开帷幕，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剧烈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还遭遇了金融危机，急需找到一条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路径。于是，风靡全球长达10年之久的IT行业应运而生，纳斯达克泡沫不断堆积，并最终成就了克林顿总统的黄金8年。
但是，随着“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以及IT行业泡沫的破灭，世界经济再次陷入迷茫之中。随后美国政府最终敲定了将房地产行业作为21世纪初需要大力发展的行业，并通过长达4年之久的低利率环境，让房地产泡沫不断扩大，并最终制造了正在困扰全球的次贷危机。
然而，对于何种产业将成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引擎，现在还看不到丝毫的迹象。尽管各方对新能源议论纷纷，但是是否要依赖新能源造就下一个辉煌10年，现在无论是欧美，还是在新兴市场国家都没有看到明显的迹象。
现在看来，各国央行在步入货币政策放松周期的尾声之时，也就陷入进退两难之中。一方面是依旧脆弱不堪的实体经济复苏和金融海啸可能重来的预期；另一方面却是不断上扬的资产价格泡沫和一触即发的全球高通胀。两者皆不是省油的灯，各国央行哪个也得罪不起。
现在大致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全球资产价格的飙升，由大宗商品价格带动的消费物价指数通胀将很快到来，估计最迟在2011年年底全球各大央行就不得不收紧货币政策，从而遏制通胀的失控和资产价格的更大幅度飙涨。
与之对应的实体经济情况则是，在没有找到类似于基础设施、军工产业、IT产业和房地产业这样的新的经济增长引擎之前，由于流动性的逐步收紧，实体经济将再次探底，世界经济也将被迫进入滞胀时代。当然，在全球货币政策没有真正收紧之前，金融市场将陷入一段“牛熊杂居”的时期，资产价格“在大幅震荡中向上泡沫化”是未来的总趋势。
对于中国来说，情况则不同。由于欧美国家在上一次放松货币环境时主要是利用价格型工具，而中国主要是依赖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和以天量信贷为代表的数量型工具。因此，一旦流动性从数量上开始收紧，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效果立竿见影。我们期望政府能够出台更多的着力于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多层次融资渠道的得力措施，促进实体经济的长足有效发展。更期待中国能够在新能源的发展方面领先全球，掌握下一轮增长新引擎的主动权。
然而，现实是中国的新能源发展却已经陷入了盲目和准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