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世界，各国政府都将货币的发行权交给了中央银行。在中央银行制度成立以来，世人将通货膨胀的罪责更多地归咎于央行的基础货币超发，也就是说，通货膨胀完全是因为央行发行了太多的货币造成的，控制通胀的唯一办法就是央行加速收紧货币。货币多发后果严重，与之伴随的是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这是我们多数人在高中政治课本中就已经学到的经济常识。
2004～2008年中国刚刚经历了一轮高通胀，峰值达到了8.7%，我在《反通胀战争》一书中已经对那轮通胀作过详细的论述。幸运的是，在2008年年底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后，通胀形势迅速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深幅通缩。直到2009年11月消费物价指数才结束负增长。在上一轮通胀中，中国距离全面通胀还有一段距离，并未发生大面积的通胀，并且以食品价格上涨为主要特征。而如果接下来中国进入通胀时代，那么通胀形势恶化的速度将明显快于之前，因为与之对应的是一年10万亿元的信贷和30%的基础货币增速。
特别是2009年大量资金涌入大宗商品市场、股市和房地产业，这一方面加大了全球和中国的资产价格泡沫，另一方面更是将进一步加剧全球通胀的形势。在油价站稳每桶80美元、铜价稳定在每吨7000美元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上游的原材料价格不随之上涨。而这一切都是2009年天量信贷、全球性货币政策宽松所招致的后果。2010年新年伊始，一场暴雪更是进一步推动食品价格出现大幅度上涨。
在2009年年初，主流观点的是只要把股市、楼市炒起来，中国经济就会形势大好。当时的大背景是股市有跌破1600点的风险、房地产业多年积累的泡沫濒临崩溃，正是在炒高资产价格，中国经济就会好转的逻辑的引导下，随着拯救中国经济的口号宣传，银行贷款开始涌出。从历史上来看，通过资产价格泡沫吹起来的经济体，等到泡沫破灭以后，其下场都是非常悲惨的。
其实，比货币泛滥更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农村的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村人口红利也已经被过度消耗，濒临枯竭。
这些问题都有可能严重威胁到接下来中国的通胀形势，并且有可能使结构性通胀不再，转变成通胀一出现就是全面性的高通胀。对于这点，我们不得不提前作好应对的准备。
消费物价指数严重失真，耽误通胀研判
中国资产价格在2009年呈现出泡沫化加速和消费物价指数开始转正的趋势，现在最应该预防的是对通胀形势的错误判断。通胀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所以必须高度警惕通胀形势恶化，而决策当局却依然死盯消费物价指数低位运行的混乱状态。
不少政府官员认为，由于农产品连年丰收--2009年中国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连续3年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并实现连续6年增产--理论上，粮食价格会有下行的压力，然而现实却是粮食价格的全面上涨。
说实话，现在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在情理之中：一方面，农民将自己的劳动力价格上涨计入了农产品价格，这算是对外出务工机会成本上升的补偿；另一方面，国内的粮价比国际市场仍然要低20%～30%，通过提高粮食价格增加农民收入，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民对工业、对城市的奉献本应该得到的溢价。
实际上，资产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城镇生活成本、商务成本的提升，必然倒逼工资上涨，按照机会成本的概念，这意味着务农机会成本在上升，于是牵引着农产品价格出现上涨。这就是“货币超发--资产泡沫出现--生活成本上升--倒逼工资--引发通胀”的连锁反应逻辑，更是中国政府必须警惕的消费物价指数传导机制。
值得某些人盲目欣喜的是，中国的消费物价指数中农产品价格所占权重较高，所以消费物价指数其实很难飞上天，如果算上服务价格的话，中国的消费物价指数通胀其实早已经“咆哮”了。这也是很多专家学者炮轰消费物价指数畸形、不够科学的一大原因--这一指标早已失真。
民众的切身感受之所以与统计局每月公布的消费物价指数指标反差巨大，一方面当然与消费物价指数统计的体系不能反映真实的物价有关，一些敏感的商品并未纳入该体系，另一方面也与国内部分商品的真实成本和费用难以阳光化有关，这一部分更难以在消费物价指数中得以体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教授对中美两国消费物价指数所作的对比研究的结果显示：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包括了能源、汽车贷款消费、休闲娱乐、宠物、运动器材、俱乐部会员卡、新汽车、私人交通等，而且在美国，对消费物价指数权数的调整两年就进行一次，但中国的消费物价指数编制、权数调整、样本收集方式就是几十年如一日，即使调整也是微乎其微。
当前，中国居民的最大消费支出是社保体系未能有效保障的领域，比如教育、医疗、住房、交通消费等。这些消费多是需要大量的积蓄，而在社保体系不够健全的情况下，居民只能依赖高储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