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倍感欣喜的是，2009年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的产业振兴规划，随着这些产业政策效力的逐步显现，以及经济形势的好转，我们期待着“趴”在银行和“炒”在股市的新增贷款亦能顺应大势而动，为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结构改革大业作出贡献。这才是正确处理贷款激增与实体经济需求的科学发展观。而不是像四年前那样，将泛滥的流动性继续堆积于股市和楼市等资产市场来制造泡沫。如果这些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放出来的流动性再次为泡沫堆积埋单，那将是中国金融系统的悲哀，更是危害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大患。
覆辙，切勿重蹈！
中国央行如何应对新一轮挑战？
未来几年，除了应从政策逻辑上尽力保证信贷增量不至于快速萎缩或继续过度膨胀，货币当局将面临的更为棘手的难题则是全球货币环境在未来的6～12个月即将生变。澳大利亚央行早在2009年10月6日就启动了金融危机之后的首次升息，这也是G20国家的第一次加息，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距离全球进入加息周期的时点不再遥远，宽松货币环境退出逐渐成为事实。与货币环境发生逆转相伴随的则是人民币升值问题也可能成为金融危机之后，G20国家以“全球再平衡”为借口继续向中国施压的托词。这对中国央行的考验程度，远比以行政手段控制信贷增量的难度要大很多。
如果在未来的两三年内，中国央行不能恰当地处理好升息、升值以及热钱等因素的内在联系，那么到时候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将把更多的舆论压力抛向央行，就像2006年和2007年中国处于高通胀时期，无论是国内的经济学家、部分政府官员，还是国际政客、“友好”人士都必然会对央行的货币汇率政策指手画脚，而这又将进一步使中国的货币政策无所适从。
在次贷危机之前，西方各国一直紧抱人民币应升值的逻辑不放，但金融海啸过境之际，他们一时之间无暇顾及中国的汇率政策问题，使得人民币升值话题不再像2007年之前那般热闹，其间虽然也有美国财政部部长盖特纳上任第三天的大放厥词，但并未成为各种峰会论坛的焦点。而一旦一切回归平静，可以确定的是，西方各国势必会再度整天拿“全球再平衡”说事，那时人民币升值就几乎成为“全球再平衡”的同义词，对此，我们不得不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和美元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哪一方必须单边升贬的逻辑。中国是第一大新兴经济体，美国则是世界强国，尽管美元的贬值压力很大，但国际货币的地位短期内难以撼动，投资者并没有理由放弃美元的利益而一味博取人民币的套利和套汇收益，或者投资中国的楼市股市，这些都不足以成为让人民币单边升值的理由。而一旦美元开启升息周期，人民币也势必会随着中美利差的变化而灵活调整基准利率，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比率理论上应该能够稳定在某一区间，而不是出现类似前几年的单边无悬念的持续升值走势。
因此，对于货币当局来说，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增强人民币交易的市场化程度，尽量不再以行政干预形成过于明朗的汇率预期，二是必须加快利率市场化程度，从而让人民币成为交易时有规律可循的金融品种，而非过度关注单边的升贬走势。弹性适度波动方才是人民币汇率的发展方向，这不仅有利于稳定中国的出口企业预期，同时也能为“全球再平衡”作出力所能及的努力，而不是一味以牺牲出口企业利益来博取贸易账户的逐步改善。这是前几年单边升值留下的最深刻教训。
如何确定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的变动时机和幅度，则是摆在中国央行面前的另外一个不得不未雨绸缪的课题。尽管目前中国的消费物价指数仍为负值，经济增长也不是十分稳固，但是随着美元的“跌跌不休”，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在2009年整体涨幅超过50%的基础上，再上涨一倍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
届时，由成本推动和国际输入的通货膨胀或许将突然发生，就像本轮通胀一夜之间转为通缩一样的迅速。对于是否加息的抉择，则历来是中国央行的软肋，不像降息时那么得心应手。2004～2008年的那一轮货币紧缩周期，特别是2008年的最后一次提升存款准备金率，成为各方诟病中国央行的最主要案例。目前看来，当务之急是保证流动性增速回归正常状态，并将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稳定在17%左右的历史经验值，否则由过度流动性拉动的通胀将与国际输入性通胀叠加，到时候影响???币政策决策的因素将更为错综复杂。
热钱肆虐是令中国央行感到极为棘手的另一个问题。央行的金融数据显示，2009年全年外汇储备增加4531亿美元，扣除同期贸易顺差1960亿美元和实际利用外资900亿美元，尚有1671亿美元的差额无法解释，这部分差额通常会被认为是所谓的“热钱”。
早在2008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青年学者张明博士就发布了一篇题为“全口径测算中国当前的热钱规模”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指出，中国境内的热钱规模高达1.75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