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央行货币发行的经验17%的目标值，或者是基础货币增速大体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加上消费物价指数的公式，中国的基础货币怎么也不至于出现30%以上的年度增长。如此天量的货币增长，预计有2\/3“流窜”到了资产价格市场，成为泡沫堆积的元凶。剩下一部分沉淀在实体经济的“铁公基”项目，变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粗放式增长。这虽然是粗略的计算，但是基本能够反映出泛滥流动性的大致去向。
无疑，在2008年9月中国经济增速开始面临“硬着陆”的时候，启动特殊的货币流动性刺激政策有着不可否认的合理性。但是，当新增贷款达到10万亿元，信贷与国内生产总值比接近130%，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达到30%的时候，经验和常识已经让我们无法再坐视这些数据继续出现这般离谱的增长。
当前，暴增的信贷和反弹中的投资将中国经济再次拉入过热的境地和通胀魅影再现都不再是危言耸听。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自2009年4月之后已经持续7个月高达30%以上，与之相随的则是房地产开发投资的不断增长和房价的节节攀升。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的不断提高让在经济危机出现之前就已失衡的中国经济增长结构更加恶化，实施结构性调整只会越来越艰难。
而且，中国经济向来有“投资驱动过热”的传统，前几轮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来临之前，都是以失控的投资作为前奏。按照如今的态势，投资增速极有可能在2010年第一季度达到40%。2004年第一季度43%的投资增速带来的油电煤运的紧张和不少城市的拉闸限电的“壮观”景象极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出现。
除了投资暴增可能导致的实体经济过热以外，通货膨胀也可能在短暂离去之后再次附体正处于艰难复苏中的宏观经济。现在，水电油气及蔬菜、食用油价格出现普遍上涨，这足以反映出真实的通胀已经悄然产生。一些地区部分品种断货现象明显增加，这亦说明居民的通胀预期初步形成，民众开始提前囤积商品以应付可能到来的高通胀。而资产价格通胀早已经发生。A股市场2009年涨幅超过了50%，房地产业更是在天量信贷的支撑下快速结束下跌态势。实际上，在货币环境如此宽松的情况下，若不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本身也不正常。
是的，在经历了近一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作用之后，中国经济正在开始承受流动性过剩所带来的结构加速失衡、物价上涨、经济过热等诸多负面效应。因此，选择适当的货币政策退出机制已经成为最要紧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避免上一轮紧缩货币过程中的失误应是货币当局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
2004～2008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轮货币政策逐渐收紧的周期。其中，2006年之后的三年是宏观货币政策频繁收紧以遏制通胀的时期。直到雷曼事件爆发前三个月，中国央行还在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那几年，中国的货币政策面临着人民币升值、商品泡沫持续堆积和全球性高通胀等诸多复杂的情况。
虽然在经历了持续多次的升息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之后，货币政策基本回归了偏紧的状态，但却是以打击出口企业、提高民营企业财务成本和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在货币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很多时候货币政策的目标都与之后的现实背道而驰。比如2007年和2008年，央行持续十多次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每次调整之后，通胀都出现加速上涨的趋势，上轮通胀8.7%的峰值正是出现在升息周期接近尾声之际。
上轮紧缩周期显示，货币环境的正常化应该“宁早勿晚”。在2004年第一季度投资增速达到43%之后的半年，央行曾经果断地作出了升息的决定，并在一年后进行了汇率机制改革。但可惜的是，2005年和2006年货币政策紧缩进入了暂停期，原因是当时强有力的行政调控在表面上遏制了经济过热的趋势。
直到2007年3月之后，在不断飙升的经济金融数据和暴涨的股市楼市的推动下，货币政策才真正开始了紧缩之旅，只不过那时候通胀趋势已经形成，实体经济热火朝天的景象遍布全国，此时再紧缩很明显已经慢了好几拍，最终带来的结果只可能是流动性急刹车导致经济“硬着陆”。今日中国经济之所以处于被动局面和结构失衡积重难返，在一定程度上与央行货币政策的迟钝直接相关。
如果从经济史对比的角度看，现在更像是在2003年年底，宏观经济正在进入新一轮的上升周期，货币政策必须提前布局并切中要害，才能阻止类似的历史重演。
的确，执行恰当的货币政策所需要的智慧和勇气是极大的，但适时、准确地调整货币政策以保证经济稳健运行是货币当局的基本职能。当几乎所有数据都显示天量信贷和流动性极度泛滥完全有可能将中国经济拉入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当房价不断上涨、大型企业热衷于投机炒作的时候，应时而动，将货币环境正常化也就不应该再有丝毫的犹豫。
宏观政策转折时刻已在悄悄逼近
当前，由过度流动性推动的资产价格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