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无比。
可以预计在未来几年，在巨大的货币供应量的刺激下，“宽货币”、“宽信贷”的双宽组合将让通缩再次化为通胀的速度大幅加快。根据经验数据，1994年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速曾高达40%以上，而当时的通胀率则为25%左右。如果央行在接下来不能及时将货币环境正常化，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攀升至30%以上，那么高通胀卷土重来绝非危言耸听，特别是在新增贷款一年“10万亿元”的大背景之下，通胀的急速出现更有可能成为现实。
不仅仅是极为宽松的货币环境将成为中国下一轮经济过热和高通胀的元凶，大宗商品底部已经完全夯实并可能再次出现不小的升幅将让企业迅速察觉到生产成本的上升。届时，在货币流动性过剩和生产成本上升的双重作用下，通胀的回升速度将大大超出普遍预期。
实际上，在经济回暖大局初定的情况下，央行和银监会适当地将货币环境正常化，不光是防止未来的通胀风险、保证贷款质量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内在要求，更是在全球性货币宽松的背景下，未雨绸缪的前瞻之举。
毋庸置疑，在几乎所有央行将基准利率压低至零的时候，中国央行没有跟随大潮流而动，虽然去年多次降息，但是依旧保持着存贷款基准利率2.25%和5.58%的水平，既为经济若继续恶化，利率仍有调整余地做好准备，又保证了若通胀来临，未来的升息空间也很大。因此，这一基准利率水平现在看来是较为恰当的，退可守进可攻。所以，虽然我强调将货币环境正常化，但是并不认为升息是理想的选择，而应该采取包括行政管制在内的种种措施，遏制新增贷款的继续暴增。
正如前文所言，中国就是在基准利率水平并不比欧美低的情况下，广义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速却远远超过欧美，这种异常是中国货币政策最为令人担忧的。中国经济在回暖的同时，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冷热不均现象。贷款集中的政府投资【包括大型国有企业】热，而民营企业投资冷；股市楼市热，出口企业冷。
在此背景之下，将货币环境正常化也就显得迫在眉睫了。如果继续放任信贷数据创纪录，坊间盛传的第二轮经济刺激将再次采取“撒钱”的方式，那么中国经济只会是结构加速失衡、资金和资源继续错配、宏观流动性泛滥，而微观流动性却是混乱的。这样的格局贻害的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及时将货币环境正常化，特别是稳定住新增贷款的增速和质量，更是这一轮货币环境正常化举措的重中之重。如果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可以想象财政货币当局将不得不再次和经济过热作斗争。我宁愿相信，非冷即热并非中国经济的天然宿命。
货币当局是一个国家经济金融环境的守护神，肩负着保持包括资产价格和消费物价指数在内的所有物价的稳定，并负有防范金融危机的重任。这要求货币当局必须具有超前的直觉和思维、独立的判断能力以及果断的政策应对能力。如果货币当局对混乱的货币环境视而不见，长时间让非正常的货币环境服务于实体经济，这将是货币当??的渎职。因此，请设法将货币环境正常化。
货币紧缩过程不可重演上轮错误
是的，将货币环境正常化已经到了非做不可的时候。在本书撰写最为紧张的2009年12月，我和我的多位经济学界的朋友，一方面在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回升而欣喜，另一方面却也为通胀即将来临和宏观政策不得不面临转向而忧心。
的确，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实施一年多时间以后，在2010年面临着不得不被动收紧的风险。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高达8.7%，12月的采购经理指数数据升至56%以上，消费物价指数在11月已经转正，12月更是上涨1.9%。零售、投资、出口环比增速均在加快，中国经济正在由复苏期进入稳定增长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逐步将货币环境带回正常化具备安全边际，宏观经济复苏因为货币趋紧而夭折的风险较2009年中期前已降低很多。
从2008年11月新增贷款开始暴增至2009年年底，中国货币环境的整体特征处于非正常化状态，主要表现为信贷数据急升、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远远超出经验值17%和存贷款基准利率偏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