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该事件被相关媒体披露，迫于压力，开发商方面才对此事件作出了回应，向事故家属表示道歉。几天后，开发商公司总裁李威声泪俱下地向所有业主道歉，同时向小叮当家人发出了第二封致歉信，整封致歉信的重点是对没有做好后续工作的自责。2009年9月初，纳帕溪谷的开发商向小叮当家人发出第三封致歉信，称愿以当时市价回购事发别墅，并准备好了人民币200万元作为精神抚慰。
在写作这个小章节的过程中，我在网上查看了许许多多类似上面这三种房屋质量问题的案例。看完之后，不禁潸然泪下。在居高不下的房价的压迫下，多数老百姓倾其所有用以购买房子，可最终到手的房子却是这样的质量。试问，谁能不义愤填膺，不痛心疾首？
或许有人要说，这些只是个案，不足以映射整个房地产领域，但在房价已达天价，且腐败频发的背景之下，面对巨额利润和高昂的行贿成本，可以肯定的是房屋的质量只会越来越差，而非整体提升。特别是在中国存在数以万计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情况下，并不是每家企业都有类似万科、万通【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中房【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这些大公司长时间形成的质量保证体系。更多的是昧着良心赚黑钱的区域性中小开发商，他们的侥幸心理很重。
最后，我不禁要问，为什么现在建的房子会出现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对于开发商而言，难道仅仅是赔偿就能解决问题的吗？在房屋建筑质量监管方面，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责体现在哪里？面对这些问题，希望中央政府除了遏制疯涨的房价外，尽快规范国内房地产开发的产业大环境。
房地产挟持中国经济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房地产业与中国经济的关系，“挟持”一词可谓无比恰当。而对这一“挟持”的危险性，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即将卸任之时就有了很高的警觉。
2002年年底，房地产泡沫刚刚开始产生的时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离任之前重提“恐高症”，强调在大好形势下一定要看到背后隐藏的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
朱总理语重心长地说道：“我预料【国内生产总值】全年会超过8%--我不希望超过8%，形势太好了，我有‘恐高症’，我就是怕太高了，太高了将来怎么办，你能维持8％，甚至于更高吗？”他认为，楼市经济是靠不住的，“现在投资的增长60%靠房地产业，房地产业的推动能力很大，建筑材料工业、钢铁工业都跟着上去了，但将来如果没有这样的拉动力怎么办？难以为继啊！”
他又说：“我也不是说问题很大，我就是说，某些城市--我没说全部城市，它的房地产业有一点热，不是‘过热’，是有一点热，现在就应引起注意”，“我们要更加着力培养人民群众的购买力，特别是农民的购买力，才能拉动生产，而不是单纯靠投资”，“房地产，特别是高级房地产，尤其是在大城市的高档房地产，能不能保证卖掉呢？不能把这个风险都加在银行身上，我只是提出一个预测，也不是警告，但是要小心一点。”
上面这段话，是我在2003年3月初在《财经时报》上看到的一篇名为《朱镕基：本届总理任期的最后100天》的文章的一部分。当时感觉到朱镕基总理的忧心或许将成为现实，可怎么也没想到，之后8年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会一发而不可收。
而就在同一年，时年45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易宪容，出于一位学者的本真，也得出了和朱总理一样的结论。当易宪容教授驾车沿着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转悠，发现到处是工地，到处是灯火通明，整个城市像一个大工地的时候，他就此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业已经开始出现严重的泡沫。
尽管当时易教授的判断或许存在着感性的成分，但随着2003年和2004年房地产市场的逐渐火暴和由此带动起来的经济过热趋势，足以让从事金融研究的易宪容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给出“房地产价格应该下跌30%”的结论。
到了2004年的7月，易宪容发表了《谨防房地产业要挟整个中国经济》这篇事后在中国房地产业和经济学界引发轩然大波的千余字经济评论，该文也使过去数十年一直隐身于书斋的易宪容声名鹊起。易宪容言，房地产业将会把地方政府、国家经济及民众利益捆绑在一起，一旦出现问题，将对整个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
不到6年时间，当初的担心几近成为眼前的现实！
之后，伴随着易宪容对开发商“牟取垄断下的巨额暴利”的抨击，以及与任志强、潘石屹等著名房地产商的争吵，一时间关于中国房地产业是否存在泡沫的话题响彻中华大地，从此之后房地产泡沫成为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实际上，让易宪容如此义愤填膺的房地产行业的春天，却是开始于1998年。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了拉动中国的内需，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为起点的中国房地产业市场化改革启动，从制度上改变了以福利房为主导的房地产市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