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像模像样了。1988年温州政府要求企业产权明晰，潘挺字的企业明确了私营的性质。“私人办企业，我不就成了资本家？”潘挺宇夫妇如同惊弓之鸟，1989年在“私营企业是社会主义绊脚石”的论调中，丢下子女与企业，到欧洲教中国武术去了（发明怪才还是武术奇才）。
2.女儿--18岁的总经理。
挺宇集团公司的总经理潘佩聪绝非等闲之辈，这个集美貌智慧于一身的女孩，具有热情又冷静、坚毅加宽容的企业家秉性，是她将挺宇集团公司带上高科技、现代化、集团化的台阶。潘佩聪从小就边读书边跟着父亲办企业，16岁时曾孤身一人赴上海金山乙烯厂为父母讨回30万元货款。1989年父母出走时，将企业托付给两个主管，当时管理财务的阿聪每天只见钱出不见钱进心里着急，她将自己任命为总经理，挑起企业和家庭的两个重担。一年后，父母从欧洲回来，发现18岁的女儿“夺权政变”后竟干得有声有色。后来，技术含量很高的“在线分析系统”就是她组织企业内外力量开发成功的，这种在大化工厂大炼钢锻造厂车间现场对产品即时分析的分析系统涉及几百个仪表，横跨多门学科。潘佩聪一边在上海组织技术力量，一边自己学理论钻技术，硬是把这个项目攻了下来。这种国外进口要几百万美元的设备，是由这个女孩首先国产化的，产品售价仅为进口价的1\/10。企业在外地及国外的几项投资也都是由她成功运作的。她还利用管理挺宇集团北京公司的方便，在北京大学攻读了MBA。潜在的企业家天赋、特殊的人生经历及较好的知识结构，使潘佩聪成为温州新一代民营企业家的杰出代表。
温州绝大多数企业都带有浓厚的家族色彩，尽管从理论上讲，家族企业有种种弊端，依我所见，温州的家族企业不宜过早地退出历史舞台，其原因有三：第一，家族企业既适合东方人“特殊主义”文化，也符合人们早已习惯了的“家长式”管理思维。这恐怕也是华人企业多带有家族色彩的原因。在传统文化土壤上，一下子移栽具有“普遍主义”文化及“资本民主”性质的现代企业制度，难免上演“桔逾淮北为枳”的悲剧。第二，温州企业家地位难以替代。在和温州老板接触的过程中，我强烈地感到他们对人才的渴望。温州企业也有花大价钱聘美国MBA毕业生来管理企业的做法，但两权分离的成功率不高。我曾经对一位老板讲：“你们就是人才，你们是稀缺的很难替代的人才。”正如和平年代很难造就真正意义上的将军一样，学校里很难培养出企业家。造就企业家最重要的因素有两条，一是禀赋，二是“干中学”，不经过商海的风浪，不在成功与失败中反复地摔打，不可能打造成真正的企业家。若论“干中学”，恐怕找不到比温州更好的企业家熔炉了。论资排辈的国企做不到，中规中矩的外企也做不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温州民营企业才是企业家的摇篮。第三，我国缺乏完善的企业家市场，两权分离的代理风险大。没有充足的企业家数量，不可能有一个竞争的企业家市场。失去市场的筛选机制、监督机制，两权分离过程中既可能产生内部人控制的道德风险，也可能出现用人不当的逆向选择。斯蒂格勒在研究企业规模时，提出了“适应性企业规模”这一概念，认为能长期存在的企业规模就是最佳的企业规模。不知是否也有“适应性企业制度”一说，我认为家族企业在一段不短的时期内是温州民营企业的“适应性制度”。
走进温州企业家丛林，我的心灵一直被激动、震撼、敬佩填满，我讲述的企业家故事，仅仅是那片浩瀚林海中的几朵最普通的浪花。温州还有捐款300多万元、被吉林省公主岭市聘为名誉市长的赵章汉，有从补鞋匠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亿万富翁南存辉，有“101”创始人赵章光，有叱咤美国商海的叶康松，有“中国鞋王”王振滔，有“中国休闲服大王”周成健……他们成功的背后是一个个催人泪下、激人奋起的创业者故事。志向高远、有胆有识、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温州企业家精神，是我们民族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