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踩点，顺便安排孩子两天的吃饭与休息的地方。儿子考试地点距家较远，且儿子晕车较严重。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让孩子午休一个小时，成了我的一块心病。距考场5分钟的路程内有一家唯一的宾馆。我前去预定床位时，其价格是一小时100元。这种垄断性的天价让我目瞪口呆。走出宾馆我望着重重叠叠的居民楼，心中暗想，要是有个亲朋好友住在周围该有多好。若这一带的居民出租床位，这家宾馆断不敢如此欺行霸市。但不知是大连市政府有关部门管理严格还是邻近考场的居民对此商机反应迟钝，总之大连市没有出现考场周围居民出租床位的现象。学生及家长或伸头挨宰，或打车回家，或干脆露宿街头。与有物美价廉的居民出租床位相比，其福利大大地降低。总之，高考、中考期间，存在着大量的邻近考场的午休场所的需求。
再说供给也并非“免费的午餐”。首先，出租床位的居民也有投入，尽管他们是“近水楼台”，没有格外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投入，至少他们投入了“承受麻烦”，无法像过去那样的“悠闲”。一般而言，人们总是厌恶“麻烦”而乐得“悠闲”。让居民用“麻烦”去代替“悠闲”，必须有足够的补偿，毕竟并非人人都能做到“助人为乐”。其次，出租床位可以部分地内化负外部性。居住在考场周围的居民，每到高考或中考的时段必然会承受中考或高考的负外部性，如交通的拥挤（我和儿子第一天去考场20分钟的行车路程费时1小时）、噪音的干扰及污染物的增多。中考和高考破坏了考场周围居民生活的宁静和清洁。换言之，他们承受了中考或高考所带来的负外部性（一个经济主体对另一经济主体的非市场影响），而在承受负外部性的同时，居民也可以利用商机，搞点“考试经济”，将负外部性内化其中，也算公平。
由此可见，考场周围居民出租床位，是一种既能满足消费者需求又能增加生产者收入，且对社会没有任何妨碍的自发市场行为。它给考生与家长带来了方便；分化了垄断势力；使居民闲置的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这种投机取巧行为有利于他人，无害于社会，且投机的时段很短。对这种自然生成交易，我们的政府管理部门及宣传媒体是否应该“网开一面”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
2001年8月
解读温州企业家
温州故事多。这个偏居海隅、崇山阻隔、交通不便、资源贫乏的穷乡僻壤，给予我们太多的惊奇。温州创建了诸多的全国第一：兴建了第一个城乡小商品市场，发放了第一份个体工商执照，杜撰出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制定了第一个私营企业管理条例，创建了第一个农民城，第一个筹建合资铁路，第一个实现了城市建设市场化，第一个办起民间金融……进入新世纪，两次创业后的温州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及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的康仁健、陈良彪同志将当今温州经济总结为四个“没想到”：没想到个体私营经济的产品质量上来了；没想到个体私营经济的规模起来了；没想到个体私营经济的重复建设并不多；没想到个体私营经济也能带来社会的协调发展（见《改革》第4期）。“温州经济不疲软”，“温州下岗职工静悄悄”。谜一样的温州诱惑着人们走近她去探索其中的奥秘。有人从历史的角度讲温州人有经商的系脉。早在南宋，以叶适为代表的所谓“永嘉学派”就提出了“功利与仁义并存”及“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耳”。这在“重义轻利”的传统的合唱中，可谓是“孤独的声音”。有人从文化的角度讲，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精明、讨巧、务实、肯干，天生就是经商的料。有人从地域角度说，温州资源贫乏，生存环境恶劣，“温州模式”是贫穷逼出来的。
温州吸引我的是那片企业家丛林。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自然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改革开放后，我国最为缺乏的资源恐怕就是企业家才能。是什么力量使温州的土地催生出如此众多的企业家？是何路神灵赋予他们齐天大圣般的魔法，使之完成了从食不果腹的农民到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的蜕变？他们的人生在哪里发生了转折？在哪座山头他们遇到了“芝麻开门”的阿里巴巴？
带着疑问，我走进了温州企业家丛林，并捡起几片枝叶，“一叶知秋”，让我们透过叶片去洞悉丛林的精彩与传奇。
原始积累与13个不眠之夜
苍南县曙光印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朱诗力有着与其年龄（1962年出生）不符的沧桑与练达。当提起他的第一笔生意，这位久经商场、举重若轻的老总十分动情。和温州90%以上的老板一样，朱诗力也是购销员出身，1982年第一次跑业务时是出于无奈。家里9口人4亩地，父亲有重病，第一次跑遍广东省28天才花了263元钱，其中一多半是车费。就是这263元钱也让他心疼得一心一意只想赚回来。“我站在广州市一家花园式的、有经警把守的门口时，只觉得两腿发抖，我对自己说进不去这个门，差旅费就白花了。”朱诗力费尽心机与周折找到业务科长却遭到了拒绝，“好不容易才